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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热点 学苑出版社社长呼吁:养生书籍出版当自律

白头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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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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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养生之谈违背最起码的医学原理

——中央电视台采访,社长孟白呼吁书业同行自律

(2010年6月2日于学苑出版社)



记者:大概咱们国家有多少出版社介入到养生书的出版中?



孟白:这个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是据我了解,应该起码有三四百家出版社出过养生保健方面的书。但是,我认为一个出版社应该有一个专长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说,出版养生保健比较内行的出版社估计有一百来家。



记者:您说在咱们新闻出版法里允许出医书的出版社?



孟白:新闻出版法并未规范。就是根据约定俗成,或者说是多年积累,在读者、书店,包括在专业群体,比如说医药工作者那里比较认可的,就是所谓专业出版社或者专业类的出版社。



记者:或者说他有编审能力或者组稿能力的。



孟白:对。



记者:那您说,假如说这个出版社的名字叫文艺出版社、画报出版社、妇女出版社,那么他属不属于能够出版保健类书的出版社?



孟白:如果按照法律来说的话,没有什么法律禁止他们出版保健类图书。但是像我刚才讲的,尤其是医疗保健或者大众养生保健这方面的图书,虽然读者对象是大众,但是他所表现的内容是专业性很强的,因为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所以我的观点是:专业的书应当由专家来写,而不是非专家来写。各个出版社它做哪方面书,会着力培养自己的编辑队伍,组织作者队伍,对学科的前沿以及历史比较了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做书,才可能做出比较有价值、而且没有问题的图书。倒退到二十多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个人,有把剪刀就可以剪刀加糨糊,做小台历啊、小丛书啊,也有养生保健类的书。有一段时间好像销声匿迹了。但是近两三年或三五年,突然冒出来一些人,大谈养生经,大谈保健,但是他并没有这方面的底蕴,或者说没有学术积累。大众养生类的书,它的基础应该是比较丰厚的医学知识或者说医学训练,你没有这方面的成体系的训练的话,你写的东西有可能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可能是违背科学原理的,会产生负面作用的。另外,往往一些非专业的人写的书反而成为畅销书。



记者:对啊,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



孟白:这个现象也不奇怪。过去有句俗话,叫做“没文化胆子大”。往往越是搞专业的,越是慎重,每句话他立即会想到有几个可能性我要回答,这样把几个可能性都回答之后,这本书有可能读起来就不顺畅了,比较枯燥,或者比较深奥,这是大专家写给大众看的书很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相反呢,非专业的人他不会考虑这些。就像他只有瓶子底那一点儿水,把这点儿水给它烧开了,水花四溅,还觉得挺热闹、挺好。其实呢,已经把养生保健的知识体系打破了,都是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星星点点的东西。把这点东西给大众之后,应该说负作用会远远大于正作用。



记者:那很奇怪,专家们很唾弃或者不屑于这样的书籍,但是呢,读者又去追捧它,又觉得它讲得很有道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去西单图书大厦,张悟本的事情已经都出来了,我们去问一个读者,他依然觉得,张悟本说得有道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从您的专业角度分析?



孟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抛去医药卫生界的问题,仅仅从书业这个角度来讲,我的体会,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医学专家,或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包括营养学专家,他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想到很多可能性,禁忌、副作用、适用范围,等等。这样讲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比较复杂、不那么易读好懂。而那些非专业的人没有这些顾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许多禁忌,可以信口开河,自然易读好懂了。但是实际上他们这样做,违背了中医最基本的原理。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甚至因地而异。因为任何一个个体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处方也好,方法也罢,必须因人而异。再说“因时而异”,这个时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一个人三岁、三十岁、六十岁这个时不同,一年四季的“时”不同,每天不同时间也不同,所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高原与平原,干旱与潮湿,寒冷与酷热,各地环境条件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养生、治病的用材和方法当然不能一样。何况还有一个遗传基因的问题,多少年多少代,几千年几万年的演化过程造成的,这些都是中医,也包括西医最基本的原理。那些非专业人士,很像过去相声讲的,“萝卜治百病”,好像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包治百病。这不是害人吗?第二个原因,从书业来讲,迎合这种风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两年,书业有很不好的风气,作为出版业管理的政府部门的导向存在很大的问题,总在那儿叫喊出版业作为企业应该追求利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而且说实话,如果出版社变成纯粹追求利润的企业,我第二天就辞职,而且终生不再踏入出版界。作为出版社或者文化公司,既然把追求利润当作唯一目标,当然要把一个东西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读者群就大了,书的销售量就大了。所以他们做书,哪怕作者明明知道对有些读者群体适用,对有些群体不适用,也会把这些忽略不提,显示所讲的方法好像是全天下的人都能用,甚至全世界几十亿人都适用。但实际上,这正好违背了医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我说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记者:我从网上看到,有一个作者,他是一个博士,他说,他交上去的书稿,出版社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的文字改成了那种很玄的语言,他还为此很生气。但是已经出版了,也跟出版社签了合同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也没法深究。就是说编辑已经参与到了作者的工作中,甚至不是简单的去做这个编辑了,据说那个条目啊、名字啊,很多都是由策划来完成,那个东西就是先预设了一个效果在里头,然后再去做,是这样吗?



孟白:据我了解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些书往往是文化公司或非专业类出版社在运作的,那么出版社和公司的关系在这儿我也不细讲。文化公司有策划、写手、做辅助工作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追求最大利润。追求最大利润呢,从图书这个行业来说,他的利润高低取决于图书发行量的大小,五十万册肯定比五万册利润要高,五万册肯定比五千册利润要高,他既然出于这么一个目标来追求,运作过程中他肯定就追求最大公约数吧,找出那种所谓广泛最有效的方子。专家写的时候预设的一些,比如禁忌啊、副作用啊,他就删除了,最后变成这样。另外一种情况:预设一个群体,预设一个目标,设好一个标题之后,一切往上凑。这种做法其实并不陌生,就是我说的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剪刀加糨糊的工匠的做法和现在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现在用计算机代替剪刀而已。所以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好的。



记者:那他这样做利润到底有多大?



孟白:这个很难说。一般来讲的话,应该是图书定价的5%到10%。



记者:是策划公司得还是出版社得?



孟白: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从我的了解来说,应该是大头在文化公司,小头在出版社,当然比例会有不同,比如三七开啊、二八开啊、一九开啊,都有可能。



记者:那么我们看到有一套书,它有二十八本,是一个系列,叫“国医健康绝学”,实际上呢,很多网友都质疑,这里面的作者,谈不上“绝学”,也谈不上“国医”,因为错误很多,那么这样的系列实际上是由公司来策划的,那么他是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最后汇成了这样的丛书。从出版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



孟白:应该说,实际上真正的从头到尾的策划、制作是公司做的,出版社最多可能就是在后期,终审、终校,包括印制过程有可能有出版社参与。也就是说,公司形成了类似出版社这样的一个机构,职能呢也能起到出版社的职能,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还应当鼓励,关键就是我前面说的出发点。作为一个公司,如果追求的是文化使命与经济利益相结合,我觉得这么做是非常好的。而且,不管是满足大众需求,还是提供文化积累,都有一些作用。如果说不是这样,只是追求利润,那么侧重点不同,在运作过程中,或者说在执行出版社职能的时候,当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当然在运作的各个环节未必能够精耕细作。甚至,有可能把有碍于销售量的因素剔除掉。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恐怕就不能说是对读者有好处的。



记者:但是他揣摩了读者的心思,他知道读者想要听什么样的话。那我不去考虑这个话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我就不告诉你,这有点像逢迎你的需求。



孟白:是这样的。过去的话呢,图书界或者说图书行业,都觉得图书有一个特殊性:图书是商品,但图书这个商品不能完全迎合客户的需求。比如说电冰箱,这一代产品有这些功能,通过市场调查,发现用户对某一种功能更期待,下一代产品可能就会开发这个功能。图书呢,不能完全迎合这种需求,有时候是引领是引导,有时候则是要制止大众非健康的倾向,比如有些不好的健康习惯。图书可能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对,这可能也是图书和其他产品的本质不同。



记者:按照您的说法,现在的养生书都是颠覆生活常识。



孟白:这正好是现在这类健康图书,或者说是养生图书的一大弊病。不是引导,而是迎合,出发点是要得到利润,当然就要迎合了。那么怎么样才能迎合呢?这得从心理角度来讲,人都喜欢听好话,老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人在心理深层都会有一点儿讳病忌医。一听到自己身体不好,医生告诉要治疗,突然冒出一位大师来,告诉这个没关系,不是病,你就放心大胆的吃某种东西,或采用某种简易方法,就能去病健身,当然就迎合了老百姓潜意识里的东西,受到欢迎。但是如果这些大师开的“妙方”并不是对人人都有效的东西呢?还不耽误事吗?从道德上来讲,从业者应该有道德底线,明知道有些东西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甚至有害,却为了招徕更多的生意而忽悠,这是缺德,叫他们“败类”也不为过。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会把我们整个的书业搞坏。



记者:卫生部近日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有一位专家说,曾经有一位畅销书的作者找过他来审稿,被他否掉了,结果半个月之后转投另外一家出版社出了,原先的出版社就说“你看,当初是你把人家否掉了”。这位专家说:“你不会吃大亏的”。这个“亏”指的就是眼前的利益,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但是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有这样的觉悟来判断,在有效益的压力的状态下,拒绝眼前的利益是很难做到的。



孟白:应该说难也不难,像我们这个出版社二十多年来,医药卫生和养生保健书出的很多了。从大道理的角度来说,做人要有职业道德和操守。从出版社长远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企业,这是一个信誉的问题。因为出版社是一个特殊的机构,既生产也销售,这有点儿类似同仁堂,不能生产、销售假货、次货。老字号的名声非常大,靠得是什么?靠得是有真正的责任感和长远的考虑的企业家,持之以恒维护的信誉。他们权衡利弊之下,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应该干什么,也就会放弃那些短期的利益。



记者:看了这些畅销书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出版界的角度来讲,书上都会有一些主编推荐的话,捎带上一些推荐词啊,包括网站上都会有介绍,这里边有很多非常诱惑人的词语,比如:“一用就会包治百病”、“终结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即刻就怎么怎么样”。作为出版社来讲,要不要承担责任?



孟白:我觉得应该承担责任。不管说腰封也好,在其他媒体上的广告也好,出版社都要保证真实性。作为一个广告、推销,着眼点是“利润”,忽略了在牟取利润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副作用。你在做广告的时候,应该掂量掂量你这句话写出去,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说你不考虑这份责任的话,到最后法律会追究你的责任。



记者:如果一本书写出的方子,读者照着用出现了问题之后,读者是去找出版社还是找作者去追查?



孟白:如果书里的方法或者说方子出现了问题,应该说作者负主要责任,出版社也该承担责任,因为是在你出版的图书中出现了,否则读者只会到作者行医的地方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方子,图书起到了一个放大的平台作用。我们以往在出医学书的时候,很在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以及“因地而异”的原则。一个方子,可能对很多人有效,也可能对很多人无效,甚至有害,那就应当像药品说明书那样把各种禁忌必须详详细细的交待清楚。既然在书里面讲了,必须交待清楚,否则一旦出现了问题,作者和出版社都有责任。



记者:有的书里边会有一些疗效是承诺性质的,包括“只要你每天敲心经,你就可以杀灭癌细胞,可以使心包积液逐渐消失,心脏自动恢复正常”。这种话,实际上我相信作者不一定会写成这样,会不会是编辑把语言做了一些整理?



孟白: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作者本身是非专业的,顺口胡抡。再一种可能就是出版社或公司找了一些写手,没有经过专家来审稿。图书,尤其是养生保健的图书,必须经过专家审稿这个过程。



记者:这是法律规定的吗?



孟白:法律没有规定,但应该说是古今中外出版行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专业类的出版社都应该知道这个规矩,已经成为习惯了,你要不这么做倒觉得很奇怪了。而文化公司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规矩,一切都是为了“抢占市场”。说到抢占市场,我很讨厌这个词,这个东西本身不该是你做的为什么要抢?抢过来又有什么用?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去西单图书大厦的时候,店面经理告诉我们,一本书的作者如果是个脸熟的人,如果在其他媒体上有过推介,销量就会很好。我也问过一些业内人士,他就说发行的渠道非常重要,如果你有这个渠道,3个月甚至2个月就可以出来这么一本书。我不太知道,对于出版行业来讲,这样的一类书从开始策划到读者手中,渠道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孟白:这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就是从出版社寻找资源来讲,在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体上露面的作者,他的书应该说是比较受欢迎的,可信度比较高,这是指的上游,出版社选稿。下游推销这个环节也是这样,书店喜欢吆喝:前段时间,在某某电视台某某名人做过讲座。至于刚才讲的定好一个题目,在3个月甚至还要短的时间印出来。这对于正常的、专业性的出版社应当说是很难的,甚至于是不屑于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出来的书很难保证质量,也很难有高的水平。往往就是“急就章”,出版流程中有些环节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呢?干脆砍掉。有些内容会影响销量,也砍掉了。你这儿删掉一块儿,那儿删掉一块儿,再加上迎合人心的东西,把应当是成系统的医药健康知识改造成支离破碎、胡言乱语、不三不四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



记者:那么像“国医健康绝学”,到底是谁有权力定名为“国医健康绝学”,是出版社吗?还是策划公司?这些人、作者怎么就能定性为“国医大师”?



孟白:应该说以前没有谁有权力来定,说谁是国医谁不是。过去来讲,人都比较谦恭,谦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却越来越少了,大伙儿都忽悠呗)。“大师”、“国医”、“绝学”这些冠冕,有可能出自出版社,或是作者、策划公司,都有可能叫出来。如果他们翻翻法律条文,发现吹牛不犯罪。如果从法律上强行规定什么样的算“国医”,可能也不太科学。当然,去年卫生部定了一批国医,那是经过从传承、业绩、学术各方面很严格的审选的,而且公示公布。我社也正在陆续出版这30位国医的验方医案的书。其他行业也类似,比如工艺美术大师,这都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很严格选拔的。但是一个团体、机构或者个人,自封为什么“国医”、“大师”,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只能靠自觉了,有的可能低调一点儿、谦恭一点儿,有的可能更“前卫”一些。



记者:那么比如出版社在腰封上给这些人加上一些什么“健康教主”啊、“悬壶济世”啊,甚至把一些很玄妙的东西,比如佛像印在书上,讲手相、面相啊。这是不是已经和迷信一样了,和那些“吃我这个灰就能活命”有什么区别?



孟白:应该说这两年有这个趋势,而且发展很快。说穿了就是他心里发虚,对他做出的书也好,讲出来的话也好,都没有底气。知道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效和绝学,怎么办呢?拉几个玄乎的东西来吧。把自己这个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要卖出一个好东西的价钱来。可以叫“包装”。不过国家现在对包装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可以应用到这里来。比如:你的包装与内部内容是否相符?其他的商品已经这样做了,图书现在只有个例,这几年一下子出来一大批,可能相关部门还顾不过来。像刚才你讲到的那些书,我还真没怎么看到。这是有意的,我怕会影响我,现在这个社会很浮躁,我好不容易沉下气,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装看不见,免得受影响也浮躁了。所以我还真不太清楚已经包装到这种程度了。



记者:您现在去书店,几乎全部是这样的。比如《黄帝内经》,本来是中医一个依据性的东西,现在已经玄乎到了一定的程度。做研究,从中得到一些心得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这样的提法的作者几乎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都是些所谓的“民间高人”,但这些“民间高人”由谁来定怎么个“高”法。他教的这么多个好办法有没有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要和您讨论的问题,中医有一个问题,食疗、按摩、推拿,就算治不好,也治不坏,可能就会对后面引起诉讼这块就没有了根据。



孟白:应该说有关系,包括我最近看报纸报道张悟本所在的机构,他们也不说我们是治病的,他们说我们是咨询,应该说他们是在有意的规避一些法规。这话说起来就复杂了,中医这么多年了,我们对中医应该说重视不够。就像刚才提到的《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界大家基本认可它是中医的鼻祖了。我觉得现在的研究应该是正本清源,做积累,因为学术研究没有基础怎么做啊?现在整个社会浮躁,学术界更浮躁,不愿意去做积累。今天发明一个说法,后天发现一个理论,很可笑。理论这东西是多少年才总结出来的,怎么可能三五天就换一个新的。那么张悟本那些人呢,正好利用这种浮躁的心态、全社会浮躁的这种风气,包括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正好,既然你们学术界没有把真正的中医经典,也就是正根儿给弄出来,也没有讲到那个最早的那个根源和现在咱们这个行医的临床(的关系),中间差几个环节,你们都没搞出来。我直接把我现在用的一些关于推拿按摩啊,或者方子啊,民间所谓的偏方这些东西啊,跟过去的老祖宗、黄帝甚至还有更早的挂上钩,用这个骗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实际上这些问题,是跟咱们国家的科研体制有关系,这个题目太大,我就不说了。另外,整个社会环境,老百姓觉得看病贵,有很多药对有些病不是很有特效。于是那些疑似骗子就利用大众的这个不甚明白的心态或者状态,把一些最肤浅的,或者说最后环节的不确切的东西,给拉到一个老祖宗——大家认可的一个经典上,在媒体做讲座的一些人,她并没有医学出身的学术背景,有时候也会拉上一些经典的东西,扯大旗做虎皮,欺骗性很强。学科到临床应用,或者说基础学科到应用学科到临床,这三者之间是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是一步为一步当踏板,一步作为一步的基础,做研究应当是先从老祖宗的根儿,一步步推演过来,最新的科研成果是什么,我和其他学科怎么结合,产生新的疗法,这是科学的态度。但是可惜那些讲座的大师不是这样做。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这些养生保健类书的作者,他们把这些书变成了一个广告,就相当于是用这些书来把自己先推介给消费者,推介给大众,他们背后都有很多其他的副产品,网站啊、诊所啊、工厂啊、自己产品的生产啊,甚至有些开始建立自己的叫做健康产业集团啦,那么这样的一些运作,它一定存着监管的一些灰色的地带,那么从出版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这些灰色地带在哪里?



孟白:你问到出版角度,我觉得从出版角度恐怕还探究不了这个灰色地带,这可能是工商、税务,包括卫生监察部门,包括药监局他们管的事情。从出版角度还真看不出他们的灰色地带在哪里。只能说从出版角度能够洞悉他们的目的或者目标。炒作分若干种手段,出书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当然了,包括上电视去做讲座,打广告,都是很有效的手段。前段时间电视台治理医药广告,让名人尽量不要再代言,也是很重要的治理手段。那么用图书当广告呢,应该说受众比电视啊、网络要小得多,但是它的有效性,尤其是涉及到中医这种知识,或者涉及健康的,可能图书比那些即时的(比如说像电视、广播啊,就这一秒钟,没看就过去了)传媒来说呢,持久性更强,或者说可信度,或者换一个词——欺骗性更大。因为读者可以逐字逐句反复看,信息容量也大。这样做的目的呢,当然是为后期服务的,作为产业链、利益链的第一步,做试探。这一点从出版角度看得出来,至于后面的利益链或者灰色地带,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记者:像有些人他不是医师,他没有行医执照,他在他的书里面就写了疗效,他把他的书叫做医书,那么从出版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这个不是就是出版的灰色地带?



孟白:应该说这不是灰色地带吧,严格界定应该是黑色地带。这已经不是灰色了。如果你把你的书定位成治疗方法这样的一本书的话,而不是说我只是推荐给大家一种养生方法,我这样做了,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是你们的事,这和治疗的书是两回事。如果你斩钉截铁的,以权威的身份讲:这样做,喝这种东西,做那种操就能治疗什么什么病,而且还编造出很多治愈案例,像编故事、编小说一样,那是文艺作品,不是医学作品。这样做的话,应该说是涉及到欺诈。那么这就不是灰色,也不是白色的,它明确是黑色的。就算出版方面的法规没有什么相应的条款来管理,工商也好,卫生部门也好,有很多法律法规可以明确加以界定、治理的。



记者:您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卫生部有个专家,他讲我们可以用娱乐方法来做这个医学的科普,但我们不能把医学的科普做成了娱乐。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实际上和您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实际上那些大师现在身份也不确定,却把自己这个疗效这么公然的公开,那么他在一个没有身份的状态,在一本大众传播的书籍上这样公开他的疗效。这样他实际上是在开了一种处方。



孟白:这还不是处方,应该说是开出一种方法,其实是一种欺骗。开处方更严重一些,那属于非法行医了。就是说,我开出一个方法来,只印在书上,你不能拿着这书到药店去配,当然药店可以买到这些非处方药。但是我为了让你相信我这些话呢,我编造出一堆治愈的案例。有这些案例放在这儿,马上就会有人相信这个有效。



记者:就比如我刚才说的,(他们说)敲胆经、心经,就会让癌细胞消灭,敲心经心包积水就会消失,心脏病会自动恢复正常,告诉你不用去医院,不用吃药。现在出现的很多案例就是很多读者听了这些专家的话以后药就停掉了,像糖尿病、高血压病人,就停掉了自己的药,按照他的方法做,但是这是要命的。还有一些急症,或者孩子们的病,他告诉你不用去医院,这是会误诊的呀,这是很大的麻烦。



孟白:是那样,但是像这样的做法,出版法律法规对它约束不太大,或者就算追究起来,对他的处罚力度也不够。但是呢,像卫生部门,还有其他相应的部门,有权来管理。就像你刚才讲的案例,完全可以向他们追究法律责任,以及其他的责任。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调查的一些书,有的作者不是很确定是谁,就是名字和本人之间不能相对应,不像很多作者出来讲座,谁都知道他是谁。但是,像这个呢,他用的笔名,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他是谁,他也不露面,像这样的状况。那么,这种作者我们怎么来界定?当然用笔名写书这是可以的,但是,他始终也没有露面,始终也没有出来对别人对他提出的质疑来做过澄清,这种作者他有没有可能是不存在的?



孟白:有可能是子虚乌有,就是某一个机构,不管是公司也好,还是出版社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也好,他们运作的时候,可能找了一些写手,而且是非专业写手,攒出那么一个东西来,可信度不够,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玄幻小说,你可以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写,是要读者相信才能买和照着做的啊。那么,好,他们制造出一个专家来,然后给他画上一个光环,这样的话这个攒出来的东西成了一个很权威的东西。这实际上已经涉嫌商业欺诈,我觉得这从广告法、工商管理法来说,都有很明确的法律条款治理的。



记者: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学苑出版社吧,还有你刚才说的过去几年出的很多也是跟医学书籍相关的或者说跟保健相关的书籍。因为我也是在网上最初认识的学苑出版社,认识的您这里专门的医学编辑室,给我们做一下这方面的介绍吧?



孟白:应该这样讲吧,我们出版社成立时间不长,22年,但是出医药书已经出了21年了。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是九三学社的出版社,九三学社两届主席都是医学大家,吴阶平先生、韩启德先生。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联系有很多医学界的作者,数以百计。我们出医学书,尤其近十年,应该说在缩小地盘。人家都在开辟地盘,我们在缩小地盘,退缩到就剩几块儿(医疗保健领域的几小块儿)。一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年甚至说这几十年对中医古籍或者说对中医经典的整理、研究,基础工作做得太差,这也是很多学者在和我们交流中产生的共识,那么中医经典、学术著作或者经典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是我们的重点。另外一块就是给现在的医学工作者,就是一些专业人士,提供一些医案,还有一些操作性的书。真正涉及面向大众的书,就是医疗保健、养生,作为知识推广的书,我们出的很少。原因在于,越做越觉得应当如履薄冰。因为养生保健书会影响人的生命健康,越做越觉得好多事情是禁区,不能做。实际上要说攒书很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攒。从我们医药卫生编辑室来讲,他们牢牢把握这个原则,医学编辑室的编辑都是医学背景出身的,医学院校毕业的,也许学校对他们的教育,从第一天入校的开始就告诉他们哪些事情不能随便乱说。这叫做紧箍咒也好,道德底线也好,必须保证。我们不受外面的影响,外面怎么瞎搞我不管,我们只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哪怕因为力量不足,出版范围萎缩、退缩,没有关系。而且呢,我对大众这个词有不同看法。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都是自上而下,先说大众,再说小众。实际上大众是小众组成的,小众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仅仅对某一个很小的群体,比如说肾病患者,或者说高血压患者,或者说支气管炎患者,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当然有些比较大的群体,比如说肝病,群体比较大,但它在全国总人口里来讲还是属于小的群体),但正是由无数的小群体才组成大群众,那么我为小群体或小众服务,我实际上就是为大众服务。这种组合和叠加未必比我非要搞一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书销量小,而且效果会更好。过去我们这样做,今后我想还会这样做,不会去考虑现在很不健康的市场状态,而且我相信这种不健康的状态很快会过去。



记者:那像曲黎敏是在近几年非常非常火爆的,书上说的“医学大家”,她的书上也使用了很绝对的词,“中国华人世界”怎么怎么的,“华人世家”的这种词汇。但是在她最鼎盛的时候,在风口的时候,你们出版社出了一本针对她的书,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那样的一个时机做那样的一本书呢?



孟白:原来我不想谈这个事情,涉及同行。现在既然谈到,我想这个事情还是讲一下。曲黎敏的讲座过程,包括出书过程,我从头到尾仔细分析过,因为我喜欢从头到尾仔细分析,不喜欢孤立地看一件事情。她最初讲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平和,或者说不是涉及到很要命的健康的问题。她的学术出身不是医学的,虽然她是在医学院校工作,这个很清楚,所以她自己原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医学家,只是她口才很好,媒体需要她来讲。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而且她讲的东西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正确的,这对普及健康知识,唤醒大众保健意识,应该说是好事。但是后期,估计有主观原因,也有很多客观原因,媒体啊,书商啊,出版社啊,要求她是不是要多加点这个那个啊,包装上呢,给你包装成这样啊,那样啊,这么一个状态。于是就有点变化了。尤其如果让大众感觉她是一个医学权威,那么她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都会照着做。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作者写了一本书,就是《从头到脚有毛病——曲黎敏养生书的135个错误》,作者是医学专家,医学院校的博导教授,他们对曲黎敏讲的和书里写的东西很不满意,觉得有些问题可能会误导大众,会产生副作用。当时挑的毛病远远不止这些,但是我们合并同类项,有些涉及到学理之争的,尤其是医药古籍的个别字句的判断,全都去掉了。我们出这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把有些对大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很密切的问题指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和有关方面探讨了一下,比如书店、媒体,得到的反应是让我们失望的。有的人觉得那本书卖得正火,我们这本书有点儿“搅局”,所以卖场和媒体,或者很委婉的谢谢绝,或者干脆很强硬拒绝,排斥我们这本书。让我很失望。失望不在于销售量大小,而在于对出版新闻从业者唯利是图的嘴脸感到恶心。我们那本书印的很少,但是把全文放在了我社网站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免费阅读和下载,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挣钱。我们和运作她的书的出版社出发点不一样,他们想拿那本书卖几十万册、上百万册,追求利润,我们这本书没想追求利润。所以实际上是在我社的网上平台上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纠偏的信息库。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守住一个底线,做人的底线,世事纷繁,但是变来变去,总有一天真正的、公正的道理、大道终会回归。最近就是由于一些现象太过分了,引起全社会包括媒体的关注。我想,过去几年里有些人、有些出版社、电视台做的不是太过分但是有点过分的一些事情,也有必要坐下来检讨一下。做人要负责任,我想是最基本的。



记者:那您刚才说到的你社出的这本书,实际是在最逆势的时候出的书,您有没有想过出版社因此会变成众矢之的吗?那时候是曲最火的时候。



孟白:想到过,而且已经有。我刚才讲过了,有些省的有些卖场(就是书店),拒绝摆放销售我社的那本书。媒体则集体失语。但是我不太在乎。我们现在医药卫生图书占到全社出版品种的30%到40%,但是这些书主要面向专业人员,他们不会受书店、媒体左右,而且也养成阅读习惯了。比如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看学苑出的书,毕业以后工作十来年了,当上主任医师了或副主任医师了,还是看学苑出的书,这个群体不会受外界影响。除非我们“自毁长城”,搞一本 “错误百出”的医药保健书,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市场杯葛与否,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



记者:当时,实际上除了曲黎敏以外,有名气的,所谓有名气的养生保健书的作者多了去了,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她?



孟白:应该说其他那些呢,虽然说包装宣传很强势,但是仔细一看就能露出一些马脚,感觉很糙。包括现在这个张悟本,网民一搜索就能发现马脚。曲黎敏呢,她的学术背景比较辉煌,当然是和那些人相比显得比较辉煌。可信度,或者叫做读者对她的认同度,相对比那些草根的高,这也是我们和作者最担心的事情。她讲的很多东西确实有点过分。在我们社里审编那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做过一些抽样调查和概率统计,曲女士讲的一些内容很有可能影响面涉及成千上万人,甚至可能涉及几百万人,有些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负面作用。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在刘太医那一轮,刘太医倒下了;现在张悟本这一轮,张悟本已经被质疑了。今天在书店里面,我们看到,新的一轮养生保健类书的作者又站起来了,是过去的一些国医、大师的“嫡孙”,似乎是真真正正出生于这个大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应该由谁来发展,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合理的布局?



孟白:这事儿其实我们也考虑了好长时间了,包括和几家媒体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比如能不能组织几个报社的总编、出版社社长、总编,做一个推荐书目?但是最终没有做。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不愿让读者认为我们也是在忽悠,太掉价了。另外,只能是大众的觉悟不断提高,面对前仆后继的“大师”“精典”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那在这提高过程中出现问题、受骗上当了怎么办呢?那就当作一个教训。只能寄希望于这个教训不太大,只破财没破家。这样说也是一种悲哀的无奈,因为中国人有个特点,什么事儿出来以后吧,大家都是一窝蜂而上,很有可能又跑出来一个李太医啊、张太医啊,这都有可能,而老百姓从众心理又比较重,很难阻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媒体有媒体的责任,政府相关部门也有其责任,我只从书业来说,书业应该增加自律,还要有相应的法规,不完善的必须要完善,比如说出现一些明显内容会误导读者、会引起很不好的副作用这样一类的图书,应该给予一定的处罚。以前有人探讨过,比如说审查,书出之前审查,这不太可行。规规矩矩的出版社反而受限制了,接受审查,这几百家出版社一个月拿出一两千个选题、一两千部书稿来,谁来审?没有这个机构。反而很有可能让一些不法分子(不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就是不法出版,这个是法律规定的)趁机出版一些盗版的书,有了空子可钻。所以我觉得还是事后追究更有效一些,事后处罚,处罚要加倍,处罚力度要加大,甚至包括刑事责任。还有最关键的就是责任感,自己想想,作为出版人到底有没有做昧良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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