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说并不是轻视经方，治病贵在通权达变，名医治病驾轻就熟，本没有经方时方之界限，大盖疾病像徐灵胎说的，病以千计，症以万计，有些病可以直接用经方，有些病可在经方的基础上加减，有的病可以用合方，甚至很多病用时方，治病都是根据病症来，确定用什么药，哪味药适合哪个症，这个时候就需要懂药性，还要对病症认识准确，然后合多药以成方；徐灵胎被后人称为经方大家，医案里有用经方的，大多在经方的基础上加减，有用时方的，且很多医案并没有方治，而是用“消痰润肺，养阴开胃”这样词语来记录，用药更是经常枇杷叶、芦根、白茅根、白前这样的药以及导痰汤，至宝丹，紫雪丹之类，从一个侧面也反应他治病不限于经方，洄溪医案具在，不信你去看一看，徐更有《兰台轨范》一书，里面搜罗各种作者认为好的、实用的方剂，并不限于经方；还有清名医陆九芝，被人称为尊经崇古的典范，试看《不谢方》一卷，里面全是时方；清名医王孟英，被称温病学派集大成者，看看他的医案，特别是温病、湿温的用药上大都是时方；还有清名医费伯雄自制了很多方剂，民国名医张锡纯、张生甫也自制了很多方剂，还有名医张山雷，他是最推崇王孟英医案的，在张的医案里也都是时方；大盖人们称《伤寒论》、《金匮要略》及该书成书年代以前的方为经方，而后世所用的方为时方，但经方不是万能的，后世还有很多补充和发扬，《千金》《外台》也有很多好方，后世在温病治疗上所用的很多方都有可取之处，伤寒论原序也说“不能尽愈诸病"，可见固守经方那些人，大都是理论派，特别是现在的人；如果有临证经验，见证有识力，懂药性，而又博览群书，见识广，对病有准确的认识，识力、阅历与经验同具，这样就可以自制方剂了，大盖名医都是如此，但是这种要求太苛刻了，放在以前尚且不易，在现代就更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