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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前辈能告诉我 《中国医学大辞典》和《中医大词典》有什么区别？那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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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书都是目前中医大型工具书，应该备之。
诚如2楼先生gqdxh所言：“这两套书作为工具书，应该都买下来；但是不买这两本书，不妨碍成为好医生。”
虽都是工具书，标准、规范的学习工具，但亦有不当之处。下举一例以说明之：
“鬲偏枯”之“鬲”字小考
(文章来源：《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第40卷第1期P12 )
金 栋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素问•大奇论》云：“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对于引处的“鬲偏枯”一词，谢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云：“鬲偏枯，鬲部之偏枯也。人身荣卫血气，皆由鬲肉以外达于躯壳，荣卫不足，则鬲气虚，鬲虚则胸胁肩背之间，而成麻痹不仁之证”，《中医大辞典》则云：“鬲偏枯，古病名。鬲，否鬲之意。因气血俱病，否鬲不通，而致半身不遂”。
细究上述两家之解释。谢谢观之注当出自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胃外以候形身之中，其脉鼓大，大则为虚，此血气虚于外矣，是以成膈偏枯。膈者，里之膈肉……膈气虚，是以胸胁脊背之间，而成麻痹不仁之症，故名曰膈偏枯也……膈偏枯者，只病在胸胁腰脊之间，而不及周身之上下也”，将“鬲”作部位解。《中医大辞典》的观点当出自张介宾《类经》，“胃气既伤，血脉又病，故致上下否鬲，半身偏枯也”，将“鬲”释为“上下痞隔不通”，是作病机解。
考《内经》论述偏枯之病因病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正气不足，风邪入中(气虚邪中)；
②暴怒伤肝，气机逆乱；
③火热亢盛，上扰神窍；
④饮食伤脾，痰湿阻络；
⑤劳欲伤肾，精气内夺，虚火上炎；
⑥体质因素(金栋.《内经》中风病病因病机探讨[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4(7):457-458.)。据此，上述对“鬲”的解释恐有不当之处。那“鬲”应当作何解呢？
胡天雄《素问补识》云：“皆鬲偏枯：诸注皆委曲求通而终不可通，难在‘鬲’字上。郭氏《素问校注》云：‘鬲字误，应作为，二字古文形似致误。皆为偏枯，与上皆为瘕、皆为疝，句法一致。《全生指迷方》引，鬲作为，亦可证。’其说当是。”(胡天雄.素问补识[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318.)意思是“鬲偏枯”之“鬲”字当系“为”字之讹，因“鬲”字与繁体字之“爲”形似而传抄致讹。
又《诸病源候论•风偏枯候》亦作“为偏枯”(补考：另，《外台秘要方卷第十九•风偏枯方二首》亦作“为偏枯”。原论文未有，今补入，用小字标出)。又据《素问•大奇论》“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的句义及用字，可知“鬲偏枯”当系“皆为偏枯”。如此，则与“皆为瘕”、“皆为疝”的句式相同。
综上所述，《素问•大奇论》中“鬲偏枯”之“鬲”当作为“为”字解。
2010-07-01.
诚如2楼先生gqdxh所言：“这两套书作为工具书，应该都买下来；但是不买这两本书，不妨碍成为好医生。”
虽都是工具书，标准、规范的学习工具，但亦有不当之处。下举一例以说明之：
“鬲偏枯”之“鬲”字小考
(文章来源：《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第40卷第1期P12 )
金 栋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素问•大奇论》云：“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对于引处的“鬲偏枯”一词，谢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云：“鬲偏枯，鬲部之偏枯也。人身荣卫血气，皆由鬲肉以外达于躯壳，荣卫不足，则鬲气虚，鬲虚则胸胁肩背之间，而成麻痹不仁之证”，《中医大辞典》则云：“鬲偏枯，古病名。鬲，否鬲之意。因气血俱病，否鬲不通，而致半身不遂”。
细究上述两家之解释。谢谢观之注当出自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胃外以候形身之中，其脉鼓大，大则为虚，此血气虚于外矣，是以成膈偏枯。膈者，里之膈肉……膈气虚，是以胸胁脊背之间，而成麻痹不仁之症，故名曰膈偏枯也……膈偏枯者，只病在胸胁腰脊之间，而不及周身之上下也”，将“鬲”作部位解。《中医大辞典》的观点当出自张介宾《类经》，“胃气既伤，血脉又病，故致上下否鬲，半身偏枯也”，将“鬲”释为“上下痞隔不通”，是作病机解。
考《内经》论述偏枯之病因病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正气不足，风邪入中(气虚邪中)；
②暴怒伤肝，气机逆乱；
③火热亢盛，上扰神窍；
④饮食伤脾，痰湿阻络；
⑤劳欲伤肾，精气内夺，虚火上炎；
⑥体质因素(金栋.《内经》中风病病因病机探讨[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4(7):457-458.)。据此，上述对“鬲”的解释恐有不当之处。那“鬲”应当作何解呢？
胡天雄《素问补识》云：“皆鬲偏枯：诸注皆委曲求通而终不可通，难在‘鬲’字上。郭氏《素问校注》云：‘鬲字误，应作为，二字古文形似致误。皆为偏枯，与上皆为瘕、皆为疝，句法一致。《全生指迷方》引，鬲作为，亦可证。’其说当是。”(胡天雄.素问补识[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318.)意思是“鬲偏枯”之“鬲”字当系“为”字之讹，因“鬲”字与繁体字之“爲”形似而传抄致讹。
又《诸病源候论•风偏枯候》亦作“为偏枯”(补考：另，《外台秘要方卷第十九•风偏枯方二首》亦作“为偏枯”。原论文未有，今补入，用小字标出)。又据《素问•大奇论》“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的句义及用字，可知“鬲偏枯”当系“皆为偏枯”。如此，则与“皆为瘕”、“皆为疝”的句式相同。
综上所述，《素问•大奇论》中“鬲偏枯”之“鬲”当作为“为”字解。
20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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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尔雅》等我国古代的字典、辞典，虽有某些中医药的词目，但毕竟不是专业的中医药辞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中医药类书，虽将某些内容的文献资料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在一起，但体例规范都不符合辞典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的桂冠，当属谢观主持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编辑蓝本
谢观，字利恒，是近代中医界的风云人物，当时的中医学校、学会、杂志等机构都争相延聘，其“美髯公”的照片也频频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但都没有关于其早年学习与工作经历的介绍。综观其同乡吕思勉于1935年4月1日撰写的《谢利恒先生传》及其弟子陈存仁于1951年3月所作的《谢利恒先生传记》，谢观在1917年出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之前的大致履历是：
谢观的父亲谢钟英为地理学大家，少年时代的谢观聪颖好学，承继家学，12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对中国古今山川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5岁入常州致用精舍，致力于经史舆地之学。21岁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5年以地理之学应邀赴广州府中学任教，成为名藻南粤的地理名师。1908年因母亲不服岭南水土，辞归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就职，编纂地理图书；不久即被上海澄衷学堂聘为校长。1911年后，回故里武进主管教育，两年之间便使全县教育成绩名列全国第二。1914年“仍入商务印书馆，主纂地理书籍”。
很明显，35岁之前的谢观既无学医经历，更不以医为业，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编辑完成收罗宏富、剖析详明、体例新颖的中医药辞书呢？
《中国医学大辞典》“谢润”条云：“字葆初，清武进县附生……著有《医学经纬》五十卷，未及刊行。其孙观，因其原稿而分析扩充之，成《中国医学大辞典》。”我们从此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谢观是以其祖父没有刊行的《医学经纬》原稿为蓝本，“更以历代学说制为条释”，“证以新说，决其取舍”，扩编而成《中国医学大辞典》的。
编撰经过
关于编写缘起，吕思勉在《谢利恒先生传》中说：“治中国医学者，谋编辞典，以谂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属君。”而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却说：“谢观……初在国文部编辑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后调至字典部参加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和《中国名人大辞典》。”究竟是中医学界要求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还是商务印书馆自行发起编撰，已难以知晓。
对于编撰起止时间，谢观在《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版的“序言”中说：“民国初元，不佞忝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即有志补救此弊，而事体既大，措注为难。继念举要删繁，莫如辞典。乃合全校员生，互相考校，凡典籍所载……莫不条分缕析，博采兼搜，删其复重，裁其空论，约辨难攻讦之旨，省浮泛藻饰之词，程功至六七年……民十之春，初版竣事。”由此看来，开始编撰的时间在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之后，完成于1921年春天，历时四年之久。但却又说“程功至六七年”，时间上就不能吻合了。不过，若从谢观第二次入职商务印书馆的1914年算起，到1921年出版，倒正好是“六七年”的时间。
至于参加编写的人员，陈存仁在《谢利恒先生传记》一文中说：“辅助《辞典》工作者得十二人，焚膏继晷，日夜辛勤，屡删屡增，数易其稿，历时八载，书乃告成。将付剞劂，不意此十二人中，积劳而病殁者二人，撄疾而获治者四人。”这应该说的是1921年“初版”时的情况。到1926年“再版”时，参加修订的人员达66人之多，“门人参订”名单见于1954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版本中，唯一保留有编写人员名单者。
此外，1952年吕思勉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词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由此可知，吕思勉也曾经参加过《中国医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至暑假中事讫”，是说吕思勉负责的部分于1919年暑假完成，还是整部《辞典》编撰告竣，我们已很难考证清楚了。
体例内容
全书“搜集之名词，以中国原有医书所载者为限，故定名为《中国医学大辞典》”。所辑词目，包括病名、药名、方名、身体、医家、医书、医学七大类，共三万七千余条目，约计三百五十余万字。排列方法以首字笔画为序，首字相同者则以次字笔画为序。为方便检索，还编有《辞头索引》《辞条索引》。
《中国医学大辞典》于192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1926年7月修订再版，1933年8月再次出版，并注明为“国难后第一版”。1951年陈存仁说：“出版迄今，凡经三十二版，达百万余部，行销地区，几遍及通商各国。”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为了配合中央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于1954年12月、1955年4月与8月三次重印发行。
毋庸讳言，《中国医学大辞典》某些词条的注释确实存在着错讹之处，早在1928年余择明即在《卫生报》撰文指出将树脂的音译名“拔尔撒摩”误为药物实名(《中国医学大辞典订误一则》)，1933年杨彦和在《医界春秋》上更是明确提议应全面进行补充修正(《中国医学大辞典有补正之必要》)。若以现今通行辞书体例来衡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至今仍不失为嘉惠医林、启迪后学的重要工具书。(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效霞)
编辑蓝本
谢观，字利恒，是近代中医界的风云人物，当时的中医学校、学会、杂志等机构都争相延聘，其“美髯公”的照片也频频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但都没有关于其早年学习与工作经历的介绍。综观其同乡吕思勉于1935年4月1日撰写的《谢利恒先生传》及其弟子陈存仁于1951年3月所作的《谢利恒先生传记》，谢观在1917年出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之前的大致履历是：
谢观的父亲谢钟英为地理学大家，少年时代的谢观聪颖好学，承继家学，12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对中国古今山川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5岁入常州致用精舍，致力于经史舆地之学。21岁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5年以地理之学应邀赴广州府中学任教，成为名藻南粤的地理名师。1908年因母亲不服岭南水土，辞归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就职，编纂地理图书；不久即被上海澄衷学堂聘为校长。1911年后，回故里武进主管教育，两年之间便使全县教育成绩名列全国第二。1914年“仍入商务印书馆，主纂地理书籍”。
很明显，35岁之前的谢观既无学医经历，更不以医为业，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编辑完成收罗宏富、剖析详明、体例新颖的中医药辞书呢？
《中国医学大辞典》“谢润”条云：“字葆初，清武进县附生……著有《医学经纬》五十卷，未及刊行。其孙观，因其原稿而分析扩充之，成《中国医学大辞典》。”我们从此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谢观是以其祖父没有刊行的《医学经纬》原稿为蓝本，“更以历代学说制为条释”，“证以新说，决其取舍”，扩编而成《中国医学大辞典》的。
编撰经过
关于编写缘起，吕思勉在《谢利恒先生传》中说：“治中国医学者，谋编辞典，以谂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属君。”而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却说：“谢观……初在国文部编辑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后调至字典部参加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和《中国名人大辞典》。”究竟是中医学界要求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还是商务印书馆自行发起编撰，已难以知晓。
对于编撰起止时间，谢观在《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版的“序言”中说：“民国初元，不佞忝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即有志补救此弊，而事体既大，措注为难。继念举要删繁，莫如辞典。乃合全校员生，互相考校，凡典籍所载……莫不条分缕析，博采兼搜，删其复重，裁其空论，约辨难攻讦之旨，省浮泛藻饰之词，程功至六七年……民十之春，初版竣事。”由此看来，开始编撰的时间在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之后，完成于1921年春天，历时四年之久。但却又说“程功至六七年”，时间上就不能吻合了。不过，若从谢观第二次入职商务印书馆的1914年算起，到1921年出版，倒正好是“六七年”的时间。
至于参加编写的人员，陈存仁在《谢利恒先生传记》一文中说：“辅助《辞典》工作者得十二人，焚膏继晷，日夜辛勤，屡删屡增，数易其稿，历时八载，书乃告成。将付剞劂，不意此十二人中，积劳而病殁者二人，撄疾而获治者四人。”这应该说的是1921年“初版”时的情况。到1926年“再版”时，参加修订的人员达66人之多，“门人参订”名单见于1954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版本中，唯一保留有编写人员名单者。
此外，1952年吕思勉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词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由此可知，吕思勉也曾经参加过《中国医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至暑假中事讫”，是说吕思勉负责的部分于1919年暑假完成，还是整部《辞典》编撰告竣，我们已很难考证清楚了。
体例内容
全书“搜集之名词，以中国原有医书所载者为限，故定名为《中国医学大辞典》”。所辑词目，包括病名、药名、方名、身体、医家、医书、医学七大类，共三万七千余条目，约计三百五十余万字。排列方法以首字笔画为序，首字相同者则以次字笔画为序。为方便检索，还编有《辞头索引》《辞条索引》。
《中国医学大辞典》于192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1926年7月修订再版，1933年8月再次出版，并注明为“国难后第一版”。1951年陈存仁说：“出版迄今，凡经三十二版，达百万余部，行销地区，几遍及通商各国。”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为了配合中央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于1954年12月、1955年4月与8月三次重印发行。
毋庸讳言，《中国医学大辞典》某些词条的注释确实存在着错讹之处，早在1928年余择明即在《卫生报》撰文指出将树脂的音译名“拔尔撒摩”误为药物实名(《中国医学大辞典订误一则》)，1933年杨彦和在《医界春秋》上更是明确提议应全面进行补充修正(《中国医学大辞典有补正之必要》)。若以现今通行辞书体例来衡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至今仍不失为嘉惠医林、启迪后学的重要工具书。(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