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国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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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辅周


蒲辅周，号启宇，四川梓潼人，生于1888年，卒于1975年。我国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出身于世医家庭，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四川解放后，受聘西南铁路医院，1955年奉调中医研究院，开展科研、教学和医疗工作。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门人弟子整理有《蒲辅周医案》等。
生平著作
蒲辅周，号启宇，四川梓潼人，生于1888年，卒于1975年。我国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出身于世医家庭，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四川解放后，受聘西南铁路医院，1955年奉调中医研究院，开展科研、教学和医疗工作。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门人弟子整理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等。
学术思想
蒲辅周非常重视学习，其治学特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勤、酷、专、恒、严、思、用、活。勤，指勤奋学习，勤学好问，躬身实践。酷，指蒲氏酷爱学习。专，指蒲氏平生嗜于医而专于医。恒，指蒲氏学习中医理论、专心治医的恒心。严，指蒲氏治学严谨。思，指蒲氏读书精思、善思。用，指蒲氏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活，指蒲氏辨证论治十分灵活，处方用药轻灵纯正。临证时，蒲氏注重辨证求本，保护胃气。对于久病正衰患者，主张衰其大半则止。在疾病调理上尤重食疗，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其性本偏，使用稍有不当，不伤阳即伤阴，而胃气首当其冲，胃气一绝，危殆立致。
临床经验
蒲氏认为中医辨证论治讲求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针对每个病人的不同情况，相应作出具体处理。比如1945年，四川大雨，成都家家进水。秋后麻疹流行，患儿发病，每每麻疹隐伏，用常法辛凉宣透无效。蒲氏仔细分析了上述情况，改用温化，立见透发。再比如，他认为高血压一病，一般多以清、润、潜、降为大法，最怕用桂附参芪，畏其助阳动风，升高血压。蒲氏曾治一女同志，48岁，血压190~150/120~100mmHg，头晕、心慌、心前区发闷，体胖而面白，喜睡，身沉腿软，白带多，苔腻，脉沉迟，据此断为阳虚湿盛而用附子汤温阳益气，血压渐次恢复正常。由此可知，高血压未见得都是阴虚阳亢，亦有阳虚者。
在食疗方面，蒲氏曾仅用茶叶一味，治一热病伤阴的老年患者。患者系中医研究院家属，热病后生疮，长期服药，热象稍减，但病人烦燥、失眠、不思食，大便七日未行，进而发生呕吐，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服药吐药。病者系高年之人，病程缠绵日久，子女以为已无生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询问蒲老尚可救否。蒲老询问病情之后，特意询问病者想吃什么，待得知病者仅想喝茶后，即取龙井茶二钱，嘱待水煮沸后两分钟放茶叶，煮两沸，即少少与病者饮，他特别强调了少少二字。第二天病家惊喜告曰：“茶刚刚煮好，母亲闻见茶香就索饮，缓缓喝了几口未吐，心中顿觉舒畅，随即腹中咕咕作响，放了两个屁，并解燥粪两枚，当晚即能入睡，早晨醒后知饥索食。看还用什么药？”蒲老说，久病年高之人，服药太多，胃气大损，今胃气初苏，切不可再投药石，如用药稍有偏差，胃气一绝后果不堪设想。嘱用极稀米粥少少与之，以养胃阴和胃气。如此饮食调养月余，垂危之人竟得康复。
后世影响
蒲辅周一生门人弟子众多，其中很多人都成为中医学界的骨干力量，如高辉远等均为我国当代知名中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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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竹斋



黄竹斋，名谦，陕西省临潼人，生于1886年，卒于1960年。我国近代著名中医内科和针灸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二十九年，拟在西安筹建中医专科学校，黄竹斋任校长。解放后，当选为长安县人民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1954年任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1955年奉调赴京，受聘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后任该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家卫技一级专家待遇。著有《伤寒杂病论集注》等。
生平著作
黄竹斋，名谦，又名维翰，字吉人，晚号中南山人，又号诚中子。陕西省临潼人，生于1886年，卒于1960年。我国近代著名中医内科和针灸学家。上世纪30年代他先后任陕西红十字会附设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河南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医官、陕西天文馆馆长、中央医馆常务理事和编审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医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讲习馆副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二十九年，拟在西安筹建中医专科学校，黄竹斋任校长。解放后，当选为长安县人民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1954年任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1955年奉调赴京，受聘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后任该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家卫技一级专家待遇。著有《伤寒杂病论集注》、《针灸经穴图考》、《医圣张仲景传》等。
学术思想
黄竹斋阐发仲景《伤寒论》，倡三阳三阴钤百病之说。他用现代生理学理论，解释三阴三阳，阐发仲景六经辨证。如对《伤寒论》185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认为“胃家括胃、小肠、大肠、胆、膀胱在内，胆实为发黄，膀胱实为小便不利，故二证之治法见此篇也。”同时，他以六气解六经之属性，用开、阖、枢释六经之功用。此外，还以八纲来揭示六经的性质，均较为全面，较为实用。
医德事迹
黄竹斋不仅精通医学理论，而且尤善临床。他认为在治疗上，无论对经方、时方还是对土单验方、针灸、导引、内服、外治等，凡有效之法均应采用。尝谓只要有益于国医发展之科学及对病人有疗效者，均可学之。即对铃医、农民、樵夫、渔夫、兽医、猎户、僧、卖艺者，凡有一技之长者莫不虚心请教之。他针药并用治疗中风病，疗效显著，博得国内和苏联、民主德国、越南等地患者的称赞。德国友人东布罗斯金患中风不语，半身不遂，经他治愈，这一消息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登载，称赞中国医学高明。又如当时苏联尤金大使患瘫痪病，亦由他治愈，该患回国前曾宴请他以及院领导，敬致谢谢意。为此，他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黄竹斋一贯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曾被评为六好先进工作者，出席全国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荣获卫生部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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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雪峰



冉雪峰，名敬典，字剑虹，别号恨生，四川省巫山县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3年。冉氏出生于医药世家，12岁起随父采药，同时习医。17岁开诊于故里，38岁悬壶于湖北武昌。1919年，当选为湖北省中西医会第一届正会长。1923年，他独资创办湖北私立中医专门学校，冀以“发扬国粹，造就真材”。1950~1955年曾在重庆卫生工作者协会、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工作。1955年11月奉调入京，到中医研究院工作。曾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高干外宾治疗室主任，中华医学会总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卫技一级专家待遇。1963年1月29日，因患脑动脉栓塞病逝。著有《辨证中风问题之解决》等。
生平著作
冉雪峰，名敬典，字剑虹，别号恨生，四川省巫山县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3年。冉氏出生于医药世家，12岁起随父采药，同时习医。17岁开诊于故里，38岁悬壶于湖北武昌。1919年，当选为湖北省中西医会第一届正会长，并创办《湖北省中医杂志》，兼任编辑。1923年，他独资创办湖北私立中医专门学校，冀以“发扬国粹，造就真材”。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不许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他联合山西中医学校教育长扬百诚、赵意空二同道，亲自撰状，据理力争，斗争最终胜利。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企图强制消灭中医，冉雪峰与张锡纯结成南北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扼杀中医事业的反动行为。1950~1955年曾在重庆卫生工作者协会、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工作。1955年11月奉调入京，到中医研究院工作。曾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高干外宾治疗室主任，中华医学会总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卫技一级专家待遇。1963年1月29日，因患脑动脉栓塞病逝。著有《辨证中风问题之解决》、《大同药物学》、《大同方剂学》、《大同生理学》、《温病鼠疫问题解决》、《霍乱症与痧症鉴别及治疗法》、《麻疹商榷正续篇》、《新定救护药注解》、《健忘斋医案》、《国防中医学》、《冉雪峰医学丛书?方剂学》、《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冉雪峰医案》、《八法效方举隅》、《中风临证效方选注》、《冉注伤寒论》等。
学术思想
冉氏一生虚怀若谷，勤学苦研，尊古不泥，学识渊博。其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一融三合”。一融，即伤寒与温病相融汇；三合，即哲学与科学、中医与西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临床经验
冉氏熟读经典，深明药性，故治医多立法精当，疗效确切。如汉剧名演员余某某，六十岁时，中风，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不惟不能坐行，且不能转侧，面赤气粗(风犹未熄)，痰声漉漉，神识半昏，时或晕瞀，食亦不下，非难吞即自落下。时历四月，中西方药无效。冉氏诊脉乍密乍疏，弦劲中带涩象，病机脉象均颇坏。为拟白薇、百合各9克，龙骨、牡蛎各12克，紫石英、灵磁石、赤石脂各9克，寒水石、滑石各18克，大黄4.5克，铁锈末9克，荆沥、竹沥各15克(冲服)。
方中白薇味咸走血，而平上逆之气血，戢其狂飙；百合收敛浮阳，宁谧心神；龙骨、牡蛎育阴以潜其阳；再加五石之重，以镇其热而清其血；益以大黄荡积、铁锈重坠，其降压之力更大；再借荆、竹二沥化痰涎以通窍，扭转病机。经治一周略安。二诊时，加琥珀定惊安神，牛膝降气消瘀。三诊，去大黄、铁锈，加生地、山萸，益阴滋液，敛阳熄风。后用菖蒲开窍祛痰，甘松清热，泽兰破积，橘络通络，木香导滞，前后加减变化，未越原定用药范围。六十日后，患者痊愈。真正做到了师法古人，方从已出，古今合参，圆机活法。
后世影响
冉雪峰一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医学人才，如郭士魁、陈可冀等都是他后期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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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

章次公，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1903年，卒于1959年。16岁时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5年毕业，留校任教。后又在中国医学院执教，师从曹颖甫研习经方。建国后，在沪从事诊务，曾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1955年奉调至京，曾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央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第三界全国政协委员等。门人弟子著有《章次公医案》。
学术思想
章次公治医提倡中西结合，注重食疗康复。他认为中西医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不同，而其研究对象、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防病治病，增进人类健康。因此，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同疾病进行不懈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坚持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将二者融合起来，是章次公的一贯主张。他提出“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双重诊断”指中医、西医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即重视中医治疗。如曾治吴女，因子宫内膜炎症引起月经先期与带下味腥，伴有四肢麻木，腱反射减低等。辨证属于湿热下注，兼有血虚。治用苦参片、香白芷、象贝母、赤豆、怀牛膝、宣木瓜、北细辛等。月经先期与带下腥味，章次公认为缘于子宫内膜炎症，治以苦参、白芷、象贝、赤豆清热利湿消炎，其余药味均为肢麻而设。“子宫内膜炎症”是西医诊断，“月经先期”为中医诊断，治疗以中药为主。其“双重诊断”、“一重治疗”的学术思想可见一斑。
中医治病历来讲究忌口，如《伤寒论》桂枝汤方后有“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章次公认为伤寒、温病日久病重者，最易耗伤体内各种营养物质，应该随时给予补充。对于“饿不死的伤寒”，忌口过严等旧观念，他是不赞成的。他常常嘱咐伤寒病人多食藕粉、米汤、蔗浆、鲜稻叶露、蔷薇花露等，后期则嘱病人坚持服用少量老鸭汤、鲤鱼汤、鲫鱼汤及麦糊等，认为这样不仅能维持营养，扶助正气，而且多饮花露还能通利小便，排除毒素，补充热盛伤阴引起之水分不足，对疾病康复非常有利。
临床经验
章次公辨证明晰幽微，用药机动灵活，立案准确精当，善于治病求本，用药突出重点。对热性病很注意保护心力，增强抗病能力。在慢性杂病及月经病的调理方面经验独到，尤擅使用虫类药物治疗某些顽固性疾病。方剂如大黄庶虫丸治干血，抵挡丸治蓄血，鳖甲煎丸治疟母，蜘蛛散治狐疝等。药物则常选蜈蚣、全蝎治头风痛，蕲蛇、露蜂房治风痹走注，庶虫、蝼蛄、蜣螂、蟋蟀治积聚肿胀，效果很好。尤其是蜈蚣、全蝎治头风，疗效显著，且治疗后很少复发。章次公还将虫类药物配成丸散，以便长期服用，取法叶天士“新邪宜急散，宿邪宜缓攻”之理。
后世影响
章次公早年与秦伯未等创立中国医学院，后又与徐衡之、陆渊雷等创立上海国医学院，在培养中医人才方面成绩卓著。其弟子众多，其中朱良春等均为当代知名中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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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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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未，名之济，号谦斋，上海市人，生于1901年，卒于1970年。幼承家学，1918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8年，参与创办中国医学院并掌管教务。1932年，在沪创立“中医指导社”，自任社长。1938年，创办中医疗养院，为在校学生提供中医临床实习基地。1955年奉调进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顾问。1956年9月，任北京中医学院顾问、一级教授。其后又被选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家科委中医药组成员，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生平著作
秦伯未，名之济，号谦斋，上海市人，生于1901年，卒于1970年。其祖父秦迪桥为晚清名医，其父秦锡祺为清末民初儒医。秦氏幼承家学，雅好诗词、书法、国画与金石。1918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江南名医丁甘仁。毕业后悬壶问世。1928年，与王一仁、章次公、严苍山等共同创办中国医学院，秦伯未掌管教务。1932年，秦伯未在沪创立“中医指导社”，自任社长，主编《中医指导丛书》。1938年，创办中医疗养院(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中医医院)，为在校学生提供中医临床实习基地。同年，还创办了《中医疗养专刊》。建国后，于1951年出任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1955年奉调进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顾问。1956年9月，任北京中医学院顾问、一级教授。其后又被选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家科委中医药组成员，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著有《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清代名医医话精华》、《内经知要浅解》、《谦斋医学讲稿》等。
学术思想
秦伯未对《内经》研究素深，享有“秦内经”之称。他认为学习中医应从《内经》入手，掌握其辨证论治规律。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精髓，从认识证候到给予恰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通过毕生的钻研，他逐渐形成了辨证论治的“三位一体”观，即辨证论治的意义、法则和方法。所谓辨证论治的意义：辨，就是分析、鉴别。证，就是症状、现象。论，就是讨论、考虑。治就是治法、治疗方针。证和治是现实的，辨和论是灵活的，要通过分析和思考。他把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分为病因辨证法则和脏腑辨证法则两大类。在临床过程中，病因往往不是一个，病位也可能涉及若干，如果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头绪，这就是辨证论治的关键。
秦伯未认为西医的诊断有时有助于对某些疾病的性质、发展和转归的认识。因此，他在临床实践中，多参考西医的诊断，而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辨证论治，常收到很好的疗效。他认为，西医诊断只是作为参考，而不能受其束缚，要有信心和勇气使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去治疗，不宜失去中医之根本。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要想取得疗效，关键在于必须运用中医的理论为指导，细致观察，不能忽视中医辨证的依据，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他的这些认识，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他在治疗西医诊断的神经衰弱疾患中，就是根据中医理论来分析其临床表现，总结出其发病机制主要在肝，病性有虚、实、虚实夹杂的不同，从而确定了14种基本治疗方法，临床疗效满意。
临床经验
秦伯未在温病、肝病、水肿病、腹泻、痛证、溃疡病、慢性传染性肝炎、心绞痛等疾病的治疗方面颇有造诣。在温病方面，他提出了温病当以风温为纲的见解，并根据个人临床体会将其分为恶风、化热、入营、伤阴等4个时期，进而提出了温病的12个治法。他还强调寒温统一，认为温病是伤寒的发展，伤寒和温病并无分歧，若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偏见，没有意义。在肝病方面，提出了“肝气和肝郁”、“肝火和肝热”、“肝风和肝阳”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别。他认为，“肝气”是指肝脏的作用太强及其产生的病证，其性横逆；而“肝郁”是指肝脏气血不能条达舒畅的病证，其性消沉；前者疏泄太过，后者疏泄不及，因此在治疗用药方面就有出入。
后世影响
秦伯未一生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倾注了心血。早年参与创办中国医学院并掌管教务，还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中医院校兼课。1955年，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学中班执教，为国家培养了首批高级中西医结合人才。此后，一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医疗教学工作，可谓春晖照四方、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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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应秋
任应秋，字鸿宾，四川省江津县人，生于1914年，卒于1984年。幼读经史，17岁师从当地名医刘有余学习。1933年，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侍诊于泸上名医丁仲英、谢谢利恒、曹颖甫、陆渊雷、蒋文芳、郭柏良等。建国后，执教于重庆市中医学校任教务主任。1957年，调到北京中医学院。曾任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兼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科学评议组成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等。著有《内经十讲》、《中医各家学说》等。
学术思想
任应秋在精研《素问》七篇大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中医运气学说。他认为中医学一向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得很重，四季气候变化，对人身影响非常之大。因此，他下大力从这方面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发明探讨气象变化规律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古代有二十四节气的确定、阴阳历调整的成功以及重要天象的详实记录等，可以为运气学说的研究奠定科学基础。基于此，任应秋第一次将运气学说的概念表述为，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在古代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他进一步指出，五运是探讨一年五个季节变化的运动规律。六气，是从我国的气候区划、气候特征来研究气象活动的规律问题。
而且，他认为运气学说有其一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古代的唯物论者是明确地把五行当作宇宙的普遍规律提出来的。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也就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即企图说明事物之间存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结构联系。用五行的观点分析事物，也就不自觉地体现了从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思想。以此认识人体，将脏腑划分阴阳、分属于五行，如肝木之盛于春，心火之盛于夏，都是贵；肝木之衰于秋，心火之衰于冬，都是贱。更贵更贱，也即五行的互为生克，阴阳的互为盛衰。脏腑之间所构成的动态平衡，既与阴阳五行的相对稳定规律没有两样，因而便可以用阴阳五行互为贵贱的道理，来说明脏腑之间生理病理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从现代自然科学来分析，运气学说具有大系统理论的思想。它立足于全局，把涉及生态系统的广大复杂多变量的诸因素，如时间、空间、气象、地理、体质、生物学等，根据整体观、动态观和相互联系的观点，结合六气发病的因果关系，做为一个大系统来考察。又根据比较的原则，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子系统和六种致病情况，通过五六相合的协调原则，抽象推演，由博返约，把六气直接伤人和六气相兼致病造成人体脏腑经脉病变的情况综合起来，概括出六气致病的模型，定出病机和治则，把系统的最优化落实到疾病的诊治上。
临床经验
任应秋认为阴阳双方，阳为主导。他多次强调，阳气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学术文化、中医学术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主导思想。因此，任氏临证强调阴阳虚实分治。如对中风一病，一般多以中经络、中脏腑、闭证、脱证为辨证纲要，但他认为不能忽视阴阳虚实之辨。他大力推崇王节斋的阴虚中风、叶天士的阳虚中风之辨并有所创新。认为大抵治疗阳虚，药取其气，气重在辛；治疗阴虚，药取其味，味重在酸，而总需重佐以活血。因为阳虚血必凝，不活血无以拨其机；阴虚血必滞，不活血无以通其经，这是治中风病的最吃紧处。他的宗脏腑、重阳气、别阴阳虚实的辨证思想，既有别于伤寒学派以阴阳分寒热，也有异于河间学派学派以阴阳别表里，是他对辨证论治理论颇具特色的阐发。
后世影响
任应秋从事中医教育事业30余年，受诲其门下者数以千计，他在中医各家学说、内经、医学史、医古文四个领域的学术贡献，足以为后人称道，不愧为当代著名的中医理论家和中医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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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


董建华，上海市青浦县人，生于1918年，卒于2001年。幼读私塾，16岁时从学于上海名医严二陵。1941~1955年间，边实践边学习，参加了秦伯未举办的中医函授学校。1957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曾任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人大第六、七届常委等。
生平著作
董建华，上海市青浦县人，生于1918年，卒于2001年。幼读私塾，16岁时从学于上海名医严二陵。七年后，回乡开业。1941~1955年间，边实践边学习，参加了秦伯未举办的中医函授学校。1955年，到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深造1年。1957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曾任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科委委员，北京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协和医科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人大第六、七届常委等。著有《董建华医案选》、《温热病论治》、《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急症医案辑要》、《中国现代名医医案精华》等。
学术思想
董建华注重辨证论治，调和气血。他对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疾病，既不主张专病专药，也不停留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分型的框架内，而是运用娴熟的中医理论，实行辨证论治。比如，胃脘痛历来多从脾胃虚寒论治，但时下胃病患者不少是由恣食厚味、过度饮酒而至舌苔黄腻、胃黏膜红肿糜烂等表现，显属胃热使然。因此，他适时地提出了胃热学说，主张清热或温清并用。再如，糖尿病(消渴)病本阴亏燥热，而水谷精微转输失常，气阴两伤更为普遍。他在治疗上主张气阴双补，药用黄芪、生地、玄参、天花粉、麦冬等合用，再审其有无兼症，或化瘀，或清火，或滋肾，或助阳，更切中病机，疗效显著。
他对痛证的辨治亦体现出他的辨证思想，如治胃痛，以理气化瘀、和胃通降为主；治胁痛，以疏肝理气、祛瘀通络为主；治痛经，以理气和血、调和冲任为主等。董建华在论治胃痛的过程中善用气血辨证，并以理气化瘀、和胃通降为基本治则。再如，他把温病分成表证期、表里证期和里证期，以示温病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用二十一个证型，来指导温病的治疗和辨证。此外，他认为气机理论是中医独具特色的理论之一。古谓百病皆生于气，概指气病之广。他调畅气机的特点有三：一是谙熟脏腑气机特点。如肺之宣发肃降，用药宜轻；肝之升发疏泄，务使条达。二是注重调肝。在生理条件下，气机升降，脾胃为枢；在病理条件下，气机怫郁，肝气为首。如肝郁化火犯肺、扰心，肝郁胆失疏泄，肝气横逆犯胃，脾虚肝木乘之，肝郁膀胱气化不利等，均宜疏肝气，调气机。三是调气不忘和血。气之与血，如影随形，气有所阻，血有所郁。故尔，调气不忘和血是董建华的学术思想之一。
临床经验
董建华治病非常注重调气和血。如以治胃病为例，他认为调气以和血，主要用于气滞型胃痛证的治疗，通过调气(包括理气、行气等)达到和血的目的。药用香苏饮(香附、苏梗、桔皮)治疗胃痛，药少量轻，不燥不腻，不寒不热，既能理气导滞，又能疏肝解郁。以此方为基础，适当加入通降之品，如枳壳、大腹皮、香橼皮、佛手等，即成加味香苏饮，作为治疗气滞型胃痛的主方，具有行气和胃、通降舒肝、理气止痛的作用，效果很好。气行血亦行，胃气运行正常，血行自然也就畅通无阻了。调血以和气，主要用于血瘀型胃痛的治疗。气滞日久，必然会导致血瘀，表现为胃脘又痛又胀而以痛为主。通过调血行气，达到活血止痛、行气宽胀的作用。药用其自己配制的经验方金延香附汤(金铃子、延胡索、香附、陈皮、枳壳、大腹皮)，对于又痛又胀、以痛为主的血瘀轻型胃痛疗效较好。
后世影响
董建华一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及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西医学习中医人才以及外国留学生、进修生等，为中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却波渔翁]

仰望国医大师
方药中
方药中，原名方衡，四川省重庆市人，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出身世医家庭，幼读私塾，19岁时从学于陈逊斋门下。1944年，取得行医资格。1952年，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5年西医。毕业后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消化系工作，曾任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技进步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
生平著作
方药中，原名方衡，四川省重庆市人，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出身世医家庭，幼读私塾，19岁时从学于陈逊斋门下。1944年，取得行医资格。1952年，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5年西医。毕业后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消化系工作，曾任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技进步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著有《医学三字经浅说》、《中医基础理论通俗讲话》、《医学承启集》等。
学术思想
方药中一向主张中西医结合。他提倡中西医要有机地进行结合，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要以中医为主题。他首次全面、系统、明确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他认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恒动观；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气化论；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是藏象论；中医学对病因发病的认识是正邪论；中医学对病机的认识是求属论；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主要方法和特色是辨证论治；中医学的说理工具是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理论体系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中医理论产生于古人对气候、物候、病候的实际观测和经验总结。这8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
方药中认为，气化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渊源所在。他认为，气即自然界的各种气候变化，化即自然界的各种物化现象，气化就是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命现象，是在自然界正常气候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过程也即自然气候本身的亢害乘制、淫制胜复过程。而亢害承制、淫制胜复，实际上也就是自然气候的自稳调节现象，所以自然界才能维持相对稳定而有利于万物的正常生长。由于人与天地相应，中医学认为，自然界中的这种自调规律，同样可以应用于人体。所以，中医学对于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基本上是从气化学说演义而来的。因此，他认为气化学说是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理论基础。
临床经验
方药中临证特别重视对阴精的养护。他认为，就人体生命现象和生理活动来讲，阴为阳之基，阴是物质基础。中医学认为，疾病是正邪斗争的过程，正能胜邪则愈，正不胜邪则死，而阴精是正气的基础。他认为，历代医家，无不重视养阴，只不过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河间清热以养阴，东垣益化其源以养阴，子和驱邪以养阴，景岳主阳为阴基，重视阳气，但他对阴精理论有不少发挥。其所提的阳中求阴、阴中求阳，对养阴法就是很好的发展。方药中治疗阳痿反对一味使用壮阳药，认为这一类病症以阴虚为多，治疗宜从养阴入手，慎用壮阳药。他常用的经验方中也很重视养阴，如加味一贯煎，由沙参、麦冬、生地等组成，在治疗慢性肝炎方面效果较好。当然，他在注重养阴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协调阴阳，用滋补的同时佐以疏通，使补而不腻。
后世影响
方药中一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及教学工作。作为首批中医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4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许多人都已成为中医、中西医事业的骨干。

 

[却波渔翁]

著名的中医学家——岳美中
著名的中医学家——岳美中
(1900—1982)
陈可冀李春生


岳美中




岳美中，中医学家。一生从事中医医疗和教学工作。较早地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善用经方治大病。于中医老年病学领域，
有新的创见。倡办全国中医研究班和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高级人才。多次出国从事重要医事活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岳美中，原名岳中秀，号锄云，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小岳各庄的贫苦农民家庭。从8岁起，靠父母东挪西借读了8年私塾。他学习刻苦，五经四书皆能背诵。继之考入半费的滦县师范讲习所，17岁充任小学教员。他于教学之余，随乡居举人石筱珊先生学习古文诗词，获深厚的文史学基础。1925年，为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考，岳美中积劳成疾，肺病咯血，教师职务也被辞退。岳美中在养病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乃购得《医学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服药。经过年余的休养和服中药，肺病竟获痊可。他亲自体验到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钻研医学，自救救人。
岳美中学医之初，先从《医学衷中参西录》入手，研读了宋元以后医家的名著多种。为体察药性，常购药自服，一次因服石膏过量，下泻不已。某夫人患血崩，请岳美中诊治。数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患者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谢，引起轰动。邻村小木匠徐福轩，突患精神病，烦躁狂闹，诸医束手无策，岳美中细察脉证，系“阳狂并有瘀血”，予调胃承气汤治疗而愈。消息传开，就医者门庭若市。靠友人资助，岳美中在滦县司各庄开设小药铺，取名《锄云医社》，自此开始行医。
1935年，岳美中经朋友介绍，到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诊病，一边研读上海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稍后即加入陆先生创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当时尽管诊务繁忙，但对所学课业必皆认真完成，寄至上海请教。有一篇写学习体会的《述学》课卷，受到陆氏赞赏，先生加了鼓励的按语谓：“中医得此人才，足堪吐气”，并推荐刊载在《中医新生命》上。1938年春，岳美中去博山应诊，恰逢日军攻城，城破后落荒逃至济南，蒙山东名医郝云斌资助，他才得以返回家乡。嗣后又去唐山行医。1938—1948年，岳美中白天刀匕壶囊，为群众解除疾病痛苦；晚上黄卷青灯，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生活虽然艰辛，学业却大有精进。在行医之余，他撰写了《实验药物学笔记》、《锄云医话》、《锄云杂俎》等共30余册。1946年，岳美中赴北平参加考试，取得中医师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岳美中出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1953年，他曾和李鼎铭之子李振三，共同起草了发展中医事业的万言报告，上呈国务院。1954年春，岳美中被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任医务主任；8月，调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副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稍后，曾赴辽宁省考察麻风病，对麻风病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接着被聘为《性病麻风病杂志》副总编辑。1957年，他曾作为首批中国医学代表团的唯一中医代表，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1959年，他被派往苏联，执行医疗任务。1962年，他随中国医疗组赴印度尼西亚为当时任总统的苏加诺治疗左肾结石、肾功能衰竭症，将中医治疗“石淋”的方药创造性地用于治疗本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苏加诺称之为“社会主义中国中医学的奇迹”。
1970年以后，岳美中除平日应诊以外，在国内承担着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任务，锐意研究防治老年?拇?统医学措施。他还多次到越南朝鲜，为胡志明、崔庸键等治病，受到国外的好评。1972年，他上书卫生部和中央领导，倡议开办全国中医研究班获准，1976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1978年转为中医研究生班。1978年7月，在招考中医研究生复试中，因过度劳累，患中风(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病)左半身偏瘫，卧床不起，直至1982年逝世。
岳美中晚年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科委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顾问，中医古籍出版社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教授等职务，受到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爱戴，在中医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勤奋治学刻意求真
岳美中学医之始，是因肺病略血，求治无效，遂购阅医书，欲谋自救。中道习医，既无家传，又乏师承，主要靠刻苦自学，经历较多坎坷。其学医过程可概括为3个阶段：
初学之时，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入手，多以时方应病家。临证稍久，觉其局限，转而学习清代吴鞠通、王孟英之温病学说，用之临床，效失参半，亦觉其方琐细冗弱。其后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见其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痰。其质朴之学术，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真是祛病之利器。后又钻研唐代《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诸书，其中质朴之学，实用之方，直上接仲景，果能用之得当，亦有如鼓应桴之效。从1934年到1949年间，即专用古方治病，时起大症。益坚信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因此，在多年中，对唐代以前医学愚衷款款，矻矻研求，不无收获。这是第一阶段。
以后，岳美中在不断学习体会中逐渐认识到专执古方亦有不足。一方面，临证时遇到的疾病多，所持的方法少，有时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另一方面，经方有侧重温补处，倘有认证不清，则必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偏重，其得失是相等的。治病若先抱成见，则难期完整的疗效。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经过读书临证和与同道商讨，认识进了一步，体会到了专学“伤寒”，容易涉于粗疏，专学“温病”容易流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必须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纭之繁，务实则能举沉疴痼疾之重。当时，岳美中曾对这一段学习与临证体会加以总结，认为治重病大证，要用张仲景的经方；治脾胃病，用李东垣的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总之，只有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选方用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这是第二阶段的认识。
1954年以后，岳美中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学习和研究，用于总结以前的医疗经验和学术思想，又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他认识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弊；需要有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正确方法的指导下，研究用药制方的规律性。这是第三个阶段的认识。这种治学方法，不仅可以为临床一些病的治疗开拓新的思路，而且可以使辨证论治的理论得到丰富和深化。
岳美中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深夜。60岁以后，医责日重而年事渐高。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他曾规定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致是：①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的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假，时作时辍；②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计划。要有始有终地完成一项计划后再做另一项。“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透；③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不可只解大意，不求规律；不可只涉藩篱，不至堂奥。入细，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还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中主力，也不能理细症；④戒玩嬉。忌看小说，非星期日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⑤节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致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80岁时，他尝做了回忆检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他都尽力遵守了。
岳美中认为，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因而他除了读书之外，凡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他在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火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症。但年事已高，秘不传人。为防止绝技失传，他虽年过五旬，仍和王国三等以第子礼前去执贽受学。每至入夜，即趋集灯前，问难请业，无间风雨，袒背跣足，按蹻度量，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并整理了这个疗法。岳美中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与蒲辅周共事时，见到蒲老得意之笔，便立即虚心学习。例如，早年他用玉屏风散治疗“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愈，往往不易巩固。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开270克，碾成粗末，分作30包，每服一包水煎作一日量分二次服下，一月后虽冒风触寒，亦不再发。岳美中通过细心体察，按蒲老方法施治，从而提高了疗效。
岳美中以“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为座右铭，毕生重视医德修养。他强调作为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治病，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情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他在晚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等职务时，对周围的同行说：“地位和荣誉，说明国家对中医的重视。对个人，重要的是责任”。他鞭策自己“活着一天，就得赶着干点事情”。岳美中就是这样谦虚、谨慎，以“投老春蚕犹吐丝”的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78年夏季，岳美中自知身体状况不佳，老病缠身，办事力不从心，预感到来日无多，必须赶着做工作。每天早饭后，处理完必要的事务，就让家里人扶他到楼上工作室，伏案写作。由于白内障日渐加重，看书要用放大镜，写字越来越吃力，后来只好用口讲授，让学生整理成册。7月底的一天，暑热袭人，岳美中不顾自己血糖、血压均较高，曾晕倒3次的身体状况，不顾诸学生百般劝阻，给陈可冀等连续讲授用药经验一个半小时。讲完后休息时，突然左手不听使唤，茶杯送不到嘴边，患急性闭寒性脑血管病卧床不起。经过抢救和治疗，病情稍见好转，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行将就木之人”，“余日难以年月计”，于是连续两次让人代笔上书，要求组织人力，继续整理他的经验。为了培养研究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东西，尽管左半身瘫痪没有恢复，上下肢肌肉萎缩，药食需人喂，二便不能自理，说话多时就头晕、气短、呼吸困难，痰增多，他仍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给研究生、进修生和医务人员讲课数十次。有时讲完课大小便自遗，满床尽被湿污，听课者见到此景此情，无不惨然动容。《岳美中医话集》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学生整理出来的。
辛勤耕耘锐意创新
岳美中的主要学术成就在于：
1．于50年代后期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中医治疗水平的提高岳美中为人民共和国施展医学才华的年代，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特别是50年代后期，由于政府的提倡，中医学术刚刚振兴，中西医结合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少中医医生对于经过确诊而又缺乏治疗手段的疾病，不知如何采用中医方法处理。临证畏首畏尾，不敢进?南窒笃奈?普遍和突出，响了中医药疗效的提高和学术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究竟如何理解和运用中医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呢？
岳美中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特点和精华所在。数千年来，它在中医学术的发展和促进诊断治疗技术的进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临床上通过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态、辨病机、辨证候、辨?然方冢?针对疾?>闹⒔崴?在，审察人的虚实强弱，采用积极主动的恰如其分的治疗。既注意到人体内外环境的联系和统一性，如内外相应与脏腑经络相关的辨证，也注意到个体体质差异等特点，因而有一病多方，多病一方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不但临床效果好，而且也是中医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我们继承和研究。他以传染性肝炎为例，说明其恢复期病机不一定仍为湿热，应针对突出的夹杂证进行治疗，而不胶着在肝炎的肝功能某一项指标上，常常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岳美中还认为，辨证论治的具体内容在我国历代含义不尽相同。汉唐医家之辨证论治是外感杂病分论各治，在专方专药上照顾到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宋代医药因官方控制，机械地规定了疾病方药，有失辨证论治之真谛。迨金元四家，为解除当时常见病多发病的威胁，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掌握了辨证论治。他依据自己的临床体会，将内科杂病分为两大类：一为气化病，即一般所称之功能性疾患；一为实质病，即一般所称之器质性疾患。就治法言，气化病多取泛应通治法，而实质病则取特殊治法。在特殊治法中，再照顾机体的内外情况，辅以其他治法。换言之，即采用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治法。岳美中列举了疟疾、蛔虫病、黄疸、麻风、痢疾等许多例子来说明专病专方专药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譬如痢疾，《金匮要略》治下痢脓血的热痢之用白头翁汤，已为临床证实之专方，白头翁、黄连为下利脓血之专药。后世专方如《普济方》地榆丸、《仁斋直指方论》香连丸、东垣升阳渗湿汤等是，后世专药如马齿苋、鸦胆子、大蒜等是。他说，这些专病专证专方中之专药，与方剂配伍中的“主药”意义颇相接近，且有一定联系。使用它们，既符合辨证论治原则，又都有明显效果，体现了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过程，这才是提高中医疗效的可靠措施。
由于岳美中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内科实践中如何应用传统医药提高疗效的理论问题，从而提高了中医学术水平。他本人应用这一原则处理慢性肝炎、脾胃?龋?也以疗效显著而名驰遐迩。
2．多次受命为外国领导人治病，成为我国在医疗外交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中医专家岳美中一生中曾9次受命为外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治病，足迹遍及欧亚多个国家。医疗成绩卓著，对我国医疗外交做出了突出贡献。现举数例，以示大略。
尿路结石症相当于中医学里的“石淋”。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医除了手术摘除结石、肾切除或器械排石疗法之外，缺少药物排石疗法。1962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患尿路结石合并左肾功能衰竭症，西方国家的医生主张摘除左肾，患者不同意，求治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岳美中受命参加中国医疗组，承担了中医药治疗苏加诺疾病的任务。他依据舌苔脉象，参合其生活习惯，认为症系高年命火偏亢，损耗真阴，并蕴有湿热，致使下焦熬炼结石，肾功能衰竭。治疗宜先清化湿热，以扫除砂石积滞。采用专方六一散配合专药金钱草、海金砂、冬葵子为主体的方剂，间或辅以补肾之大生地、川杜仲、川牛膝等。专药金钱草最大剂量达210克。治疗91天，服药91剂后，复查结果左肾结石影消失，肾功能基本恢复。
1971年3月，岳美中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参加医疗组，赴朝鲜为崔庸键委员长治病，崔年逾古稀，患脑动脉硬化、震颤麻痹、前列腺肥大、自述排小便不畅。尿线变细已数月，小腿无力，转弯时步态不稳，有将跌倒之势。舌象无改变，脉稍数无力。岳美中细询病情，察色按脉，认为此属体内相火已衰，气化不行，下焦排泄功能减损，加之肺气不足，气血流行不畅，致有上述诸证。遂予补阴配阳，化气行水之味，佐以益气通络，投金匮肾气汤加生黄芪、广橘络、地龙皮内服，并嘱配合针灸按摩以助气血运行。四剂已，溺即通畅，小便次数减少，精神体力改善。继续治疗25天，排尿基本正常，气力倍增，步态渐正。
1973年10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良朋患肝炎腹胀久治不愈，来我国求医。岳美中受周总理的委托为其治疗。就诊时患者自述脘胀，食欲不振，很长时间每餐不过一两，午后心下痞硬，暖气不止，大便稀薄，肝功能不正常。服西药多有副作用，因而改服中药已半年余，药后则脘胀稍舒，不多时胀满又起，且逐日加重，体力不支。其保健医生随递交给岳美中一份对阮疗效不好的禁忌药物，品数竟达100多味，第一味为人参。岳美中诊后认为，证属肝脾不和，而脾虚尤为主要矛盾。因脾虚日久，食量特少，治宜注重培本，取补脾之法，稍佐理气降逆，以消除当前之胀满，并推动补药之运行，乃选资生丸方，改为粗末，小剂缓投。一周后，患者嗳气减少，矢气增多，胀满渐轻，时间亦缩短，患者非常高兴。继服原方半月，脾虚基本痊愈，肝功能检查亦有所改善，恢复工作。
除上述之外，岳美中还接待过印尼、日本、柬埔寨、老挝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来京就诊。
3．熔经方、时方于一炉，运用经方治病，时起大症。大症，系指急性热证、危重症和疑难症等。岳美中在深厚学问的根底上，采用经方，匠心独运，起大症很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著名的经方派老中医。
急性高热，有时中西医均感棘手。岳美中治疗高热待查、乙型脑炎等，善用经方取卓效。1971年6月，他在某医院会诊一男性病人，54岁。高热七八日，体温持续在38℃38．8℃，有时达40℃，诊断不明，屡进西药退热剂，旋退旋起。诊察证候，口渴、汗出、咽微痛，舌苔薄黄，脉象浮大，认为系温热入阳明气分之象，投以白虎汤，加连翘、鲜芦根、鲜茅根等清热透达，连服5剂，热退病愈。
肾脏病证，是指以泌尿生殖系统为主的疾病，岳美中对此有较深入的研究，运用经方治疗，常能应手取效。1958年6月，他在北京某医院会诊一女性病人，患胃穿孔合并腹膜炎，手术后血压一直很低，尿量极少，甚至无尿，持续数日，渐呈半昏迷状态，肌肉抽动，诊断为急性肾功能衰竭，西医治疗无效。岳美中诊之，发现患者时而躁动，脉细肢冷，属阳气式微，肾关不开，遂成尿闭。给予真武汤加西洋参、生米煎服，一剂之后，能自排小便，四肢渐温，肉瞤筋惕亦止。二剂改用四君子汤加生苡米、车前子、牛膝、泽泻，服后神志全清，排尿自如，精神略振，但仍口干，改用沙参麦冬汤加味服之，诸证好转，血压恢复正常，最后痊愈出院。
4．开拓中医老年医学研究的领域，创立老年疾病补益六法我国老年医学兴起和发展较早，自唐代孙思邈首揭《养老大例》和宋代陈直著述《养老奉亲书》之后，奠定了老年医学的基础，明清时期医家防治老年疾病，多注重养生和食疗，相对地轻视药物治疗。加之孙氏虽倡行补益而立法较少，故后世除多谈健脾补肾之外，缺少较为系统全面的补益法则。因此，中医老年医学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都有待于研究和解决。岳美中有鉴于此，于是在晚年花大气力研究老年疾病和老年保健，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本中医老年医学专著——《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成为现代著名的老年医学专家。
岳美中开拓中医老年医学领域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老年病治疗首重脾胃问题，提到新的理论高度老年人疾病治疗，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虽有“脾胃者，五脏之宗也”的说法，但阐述简略，后世医家仅宗之以发展老年食疗治病健身。岳美中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提出“人之始生，先成于精，肾精旺而后有脾胃，即所谓‘先天生后天’”；人之衰老，吸收精微，使五脏滋荣，元气得继，才能却病延年，即所谓“后天养先天”。“故调整饮食，促进消化功能之康复，保持大小便通畅，实为治疗老年病的关键”。
2．强调注意老年人的特点，细观察、勤分析、慎下药、常总结岳美中指出，人到老年，体质差异常比较显著，平时要多留心其舌脉变化规律，纳食、二便及睡眠情况，知其常才能知其变。例如有的老年人呈“六阳脉”，平素脉象就很粗大，1临终前还是“六阳脉”。若不细观察，下药就会与素常体质不合。他还认为，治疗老年病药宜平和，用量要轻，不要急于求成。一老年肾结石病人，用清化湿热药过程中，阳痿加重。曾考虑用桂附、阳起石、海狗肾等“兴阳药”，因恐刺激力过大反招致性功能短暂兴奋长时衰减，改用平补药，于方中加入具有兴阳作用之当归三四钱(约9~12克)服15剂而恢复，表明缓治法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利多弊少的法则。
3．创立6种老年补益方法，介绍22种老年病治法，特别是对老年补益的论述，发前人之所未发岳美中说，老年人通常表现为体质衰弱；机体功能减退，抗病能力低下等特点，有时还会有“正虚似邪”的临床表现，因此在防病治病时，补益法则在临床上是经常应用的，有不少病是从“补”上下手。岳美中创立的6种补益方法是：①平补，如薯蓣丸等，适用于气虚血虚，虚劳诸不足；②调补，如资生丸等，适用于脾胃虚弱，胀满泄泻；③清补，如叶氏养胃汤等，适用于温热病后，津液耗伤；④温补，如全真一气汤等，适用于五脏阳虚，元真之气消亡；⑤峻补，如当归生姜羊肉汤，适用于垂危极虚，非血肉有情之品或大剂汤液不能挽回者；⑥食补，如扁豆红枣粥等，适用于病后阴血不足，运化，吸收功能低下者。
5．关注中医事业发展，致力中医人才培养岳美中尝谓：“长期研究和治疗的实践，使我既坚信中医药学宝库的丰富，也深知中医事业发展与中医人才培养之不易。耿耿于此数十年，力量所及，未敢稍懈”。早在1935年，岳美中任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中医部主任时，就曾创办过一个中医学习班，男女兼收，培养了10多名中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他受河北省卫生厅的委托，在唐山市举办了3期中医班，培养中医150名，河北省著名中医高卓峰、王筱波、王国三等，皆是该学习班的学员。
1953年春，为了引起卫生界对中医应有的重视，他和老中医李振三合作，用两个多月时间写了《整理中医学的初步草案》、《中国医学概述》和《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2万余言。评述中医药学的历史和特点，提出了加强卫生部中医领导机构，成立各种中医医院，建立中医考核制度等建议。
中医研究院成立后，岳美中奉派进行中医工作考察、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足迹遍及上海、辽宁、福建、广西、河北、四川等省市。1957年，他参加中国医学考察团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情况。岳美中忧患于国内中医界老成凋零、后继乏人的状况，1960年向中医研究院提出：“培养高级中医”的建议。1961年5月上书卫生部，建议举办高级中医班，通过考试录取学生，培养高级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人员。1972年他再次上书卫生部和中央领导同志，倡议开办高级中医研究班获准。经筹备，1976年由各省推荐招收第一期学员。从第二期改为中医研究生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现已办研究生班13期，培养研究生400余人，中医研究班2期，培养学员100人。这些毕业生目前在国内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均起着骨干作用。岳美中晚年的精力，多倾注于此，直至逝世。
岳美中不仅是著名的中医学家，还是博通文史的学者。他说：“我平生无多爱好，医学之外，唯酷嗜文史和诗词。研究文史的兴趣毕生未减”。此外，“对儒、佛特别是从道家学说中从认识人体的倾向与辩证法思想曾着力研讨，医学上的长进，有得益于此者。”在学习诗词方面，对于《诗经》、《杜工部诗集》等皆能背诵，所作诗词，早年发表的不计，现存诗词千余首，尚待发表。叶剑英元帅生前曾阅过岳美中诗集，批曰“老手”，以示褒奖。
岳美中一生，给后人留下了《锄云医案》、《锄云医话》、《锄云杂俎》、《诊断学辑要》、《方解辑要》、《实验中药学》等近200万字手稿。在国内外发表学术**100余篇，著作有《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岳美中医话集》、《中国麻风病学辑要》等。这些著作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其中《岳美中医案集》获得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岳美中医话集》获得1982年度卫生部乙级科研成果奖。
岳美中学术的授受者，除了他的子女岳沛芬等之外，主要有陈可冀、时振声、王国三、王占玺、李春生、江幼李等。其中陈可冀已成为著作等身的国内外著名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爱因斯坦科学奖的获得者；时振声已成为著名的中医、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
(作者：陈可冀李春生)
简历
1900年4月7日出生于河北省滦县小岳各庄。
1908—1916年在私塾读书。
1916—1917年在滦县师范讲习所学习。
1917—1925年任小学教员。
1925年因病钻研中医学，自救救人。
1935—1938年任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中医部主任，并加入上海陆渊雷先生创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
1938—1947年在唐山市行医。
1946年赴北平应试，取得中医师开业执照。
1948—1953年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
1954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医务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副主任。
1976年倡议开办中医研究班获准，任中医研究班主任。
1978年任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教授。
1982年5月12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
1中医研究院编．岳美中论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2中医研究院编．岳美中医案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3陈可冀整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8．
4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主编．岳美中医话集．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
5岳美中．黄芪之应用及禁忌．中医杂志，1956，2(2)：98．
6岳美中．辽宁省麻风病院中医治疗麻风?目疾毂ǜ妫?中医杂志1956，3(7)：341．
7岳美中．介绍火灸疗法．中医杂志，1961，7(1)：34．
8岳美中．方药用量在辨证施治上的重要性．中医杂志，1961，7(12)：30．
9岳美中．治疗泌尿系结石的点滴体验．中医杂志，1963，9(12)：
10岳美中．低热的治疗．中华内科杂志，1977，16(6)：362—364．
11岳美中论述，陈可冀整理．补法在老年病中的临床应用．中华内 科杂志，1978，17(4)：284—287．

 

[却波渔翁]

海上名医严苍山
海上名医严苍山


作者：严世芸



关键词：名中医 中医教育家 严苍山 传略

摘要：本文以详实的资料介绍了近代著名中医临床家、中医教育家严苍山的生平。严医师出身医学世家，业医近50年，他善于总结，敢于创新，提出温病的“三护”法则，发展了温病的治疗大法。严医师热心公益，品德高尚，又擅长诗画，向为医界称道。

近代著名中医临床家、中医教育家严苍山。出生于医学世家，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他在临床对治病学说有许多新的体会，对杂病的许多病种能发挥古训，用新的观点提出治疗方法，勇于承担责任，悉心治疗，常使患者得以化险为夷，获得根治。他还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投身中医教育事业，桃李遍及大江南北。他治学严谨，颇具卓识，重视临床，对急、重症和疑难杂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独特见地，并著书立传，留于后世。“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但没有动摇他对党、对国家的坚定信念，在斗室中写下了无数歌颂党、歌颂国家以及怀念病人和勉励亲朋友好及子女亲属的诗词，其赤诚之心，感人至深。

世代从医 基础扎实

严苍山(1898~1968年)，字云，浙江宁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医学世家，其祖父为乡里文人名士、父亲为当地名医。青少年时代秉承父命，在家乡独处深山古庙苦修3年，研读四书五经，诗文韵律，深究《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书籍的奥秘，为其从事医业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和医学基础。之后又感宁海地辟，难以深造，故于1924年，他26岁时又到上海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承名医丁甘仁先生，博览群书，通达大雅，3年毕业后，于1926年任上海四明医院(今曙光医院前身)中医师，次年(1927年)和秦伯未、章次公、许半龙、王一仁等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投身于中医教育事业。1930年，于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其寓所设“严苍山家庭医药顾问社”。他治学严谨，颇具卓识，并一再强调，作为医家必须兼取百家，广搜博采、开拓视野，而不可仅宥于清代医学，把学术局限于一个狭隘的框架里面。如《内》、《难》、《伤寒》为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和辨证论治的基础，学习这些著作须终身寝馈其中。他对经典中许多奥义，认为必须要经过反复沉潜涵泳，加以实践，方能彻悟。他认为如果对经典著作浅尝辄止，一曝十寒，无异于把珍贵的财宝随手抛弃，十分可惜。

严苍山从事中医工作近50年，他以医疗为职业，对医术精益求精，主张业医者必须革故鼎新。他认为国医学术数十年来之所以延绵不替，而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已大抵消亡，即使近数百年西学东渐，现代医学仍然替代不了中医治病，关键一点在于它始终富于时代的生命力。他认为重视治学，是直接关系到中医学术未来的命运，或繁荣、振兴；或衰落、式微的关键。故他一生孜孜不倦于临床，不断探索积累，学验俱丰，形成了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深得病家的称颂，享有盛誉，病家送其“妙手回春”匾额，不胜其数。

善于总结 敢于创新

严苍山医师临证治病，奄有众长，同时主张祖国医学一定要推陈出新，跟随时代，多创治法，以应病变。他学富思深，在中医临床数十年中，擅长诊治重症、急症，对疑难病证常能出奇制胜。在杂病治疗中，既服膺于丹溪的养阴论，又通达于景岳的调治阴阳法则，临床上不仅善用养阴之品，也不避温热燥药。擅长以鹿茸与羚羊同用，肉桂与黄柏共伍等，制方细心大胆，灵活奇特，他认为疾病复杂多变，处方用药也应随机变化，不嫌“杂”“乱”，但必须“杂”而有法，“乱”中有序，故每奏效独捷。严医师在重视调养正气的同时，不废攻邪，善于把扶正达邪与祛邪安正两种学术思想结合起来，灵活应用于杂病的治疗。

严苍山医师在治疗温病方面，既有丰富经验，又有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伤寒和温病是根叶相连，不可分割。他一破前人之说，对汗、清、下治温三大法则有独到的用法；同时根据温病的变化规律，提出温病的“三护”法则，防病于未然。汗法、清法、下法，严医师归结为治温病的三大基本方法，无汗则发，有汗则清，腑结则下，三者不可偏废。“三护”即为护脑、护津与护肠。治温以“三护”为主，犹如兵家之先发制敌，不使内邪有入传之机，确为严医师卓有成效之创见。对于前人叶天士创卫、气、营、血的温病学说，立“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之言，严医师固颇为折服，然他又不宥于陈说，结合他多年来在治疗瘟疫急重病症的经验，提出了“在卫须顾清气，在气应兼凉血，杜其传变为上工”，突破了叶天士的陈式，发展了温病的治疗大法。由此可见严医师敢于创新之一斑。

在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上海“流脑”猖獗，死者枕藉，西医束手无策，严苍山医师在四明医院工作，对该病的中医机理证治展开积极研究。由于此病以发热和角弓反张为特点，属古“痉”病范畴，又病变多见沿门阖户相互传染，即称疫病，故严医师正其病名曰“疫痉”。他制订了许多新方，有透邪清热为主，或以平肝熄风、育阴柔肝等等，都是按“疫痉”病情实际变化制订的，疗效卓著，挽回了许多危重病例，名声大振。

严苍山医师自1924年起从事中医工作，积有近50年的临床经验，为祖国医学宝库作出了不可多得的一份贡献。1928年编著《疫痉家庭自疗集》和《续编古今要方94首》，1956年12月他不辞辛劳，废寝忘食修改注释和出版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编纂的《汤头歌诀正续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中医书籍，印数达80万册。1965年根据当时临床实际，又编辑整理了《增辑汤头歌诀正续集》。为此，他埋头写作常常工作至深夜，为祖国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心桑梓 热心公益

严苍山医师虽身居上海，但始终关心桑梓，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在抗战期间，任上海仁济善堂董事，负责难民收容所的医疗工作。1932年宁海流行痢疾，严医师知道后，便自费购置一批“痢疾散”、“十滴水”捐赠宁海乡民。在抗日战争前，他又组织“宁海旅沪同乡会”，任理事长。通过“宁海旅沪同乡会”，组织护贫济急捐款活动，救济家乡灾民；为来沪同乡介绍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一批在沪失业的宁海籍难民无法生存，便组织、联系木船协助回乡；并帮助将亡故同乡的棺木运回故里等。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医政策使他和广大中医工作者获得了新生，他深感中医犹如枯木逢春，祖国医学从此将发扬光大。上海一解放，他就参加了普种牛痘工作，造福百姓。1953年，他又主动放弃私人开业，组织联合诊所，并积极参加社会群防群治活动，1958年至1959年麻疹流行期间，他不辞辛劳，挨家挨户上门替对象儿童点雷击散，许多三层暗阁有他的足迹。他医德高尚，不管风吹雨打，酷暑严寒，凡病家有请出诊，他总是每请必到，许多重笃病人，已为他人弃治，经他殚思竭虑，精心治疗而转危为安的屡见不鲜。他经常告诫学生：“天下无不可治之疾，所以治不好，是因为医生的责任没有尽到。”

为人正直 品德高尚

严苍山医师一生为人正直，痛恶国民党政府腐败残忍，他同情民主进步人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给予帮助。如革命烈士柔右(赵平复)与严医师是少年密友。1928年5月柔石因宁海中学进行大搜捕，只身来沪避难，即在严医师家暂住。在暂住的2个多月里，柔石完成了20多万字《旧时代之死》一书。柔石与严医师曾一起前往景云里23号拜访了鲁迅先生，以后柔石还经常小住严医师家，与鲁迅先生接触。1931年初柔石不幸被捕，严医生得知后，曾想通过关系营救，未成。后得知柔石牺牲的消息后，严苍山深感悲痛，说：柔石是很有骨气的青年人。解放后，严苍山医师把冒险保存柔石的唯一遗像捐献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现保存在宁海柔石纪念馆内。严医师生前曾有一首深情回忆柔石的诗词：“创作初看三姐妹，青年文艺有金声。突然被逮牺牲后，解放方传烈士名。”王育和(浙江省原政协主席王嘉祥的哥哥)是解放前宁海中学校长，宁海中学当时是进步学校，严苍山医师的第二个儿子严世菁和一些同学蒋通洲、华宣圭、龚以初、钱之达等受王育和的影响，到上海后均参加了进步组织。经王育和介绍，他们中一些人有时还住在严苍山医师家。又如夏贞淑是原上海国强小学教师，解放前参加进步组织，在1948年国民党大搜捕时，严苍山医师为掩护夏贞淑，让她住在自己家中躲避。解放前夕，夏贞淑、严世菁为迎接解放，把十几捆红绿标语纸藏在严医师家中的阁楼上。1929年国民党卫生部抹煞几千年祖国医学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竟提出了取缔中医的三项决议：1、中医一次登记为限，以后不再登记；2、取缔中医学校之设置；3、取缔中医书籍报刊之出版。妄图以此来废止中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中医界的群情激愤，严医生与中医同道奋起抗争，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公开取缔中医的三项决议。

禀性儒雅 又擅诗画

严苍山医师作为一代名医，禀性儒雅，又擅诗文，精书法，能绘画。他历来认为医者涉猎宜广，最好通些琴、棋、书、画，可以提高修养，从中获得悟性，对做学问大有帮助。青年时期曾跟随清代翰林章一山先生，在诗、书方面深受其薰陶。与医界同道秦伯末、章次公、程门雪等常赋诗联句，相互赠送唱和。书法精研孙过庭的《书谱》，一向为医界所称道。这与章一山老师的培育是分不开的。他还擅长画花卉，与著名艺术家王个、唐云、应野平等过从甚密。与中国画坛泰斗、前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情同手足，他每来上海，必到严家下榻，常常长夜叙话，终生酬为知己。“文革”初期，(1968年春)潘天寿在浙江美院被审查时，严苍山悬念不释，写下了《阿寿二首》以寄心志，其中一首云：“艺坛名宿令人钦，风大树高易受惊。旭日高悬云影遁，还君清白勿忧心。”此诗既反映了与老友的诚挚情谊，又表达了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的坦荡胸怀。

诗文之外，严苍山医师在书法艺术方面造诣精深，他的书法在飘逸中见沉著，婀娜中显刚健，无论寻常药方小字，或悬肘擘窠榜书，皆能隽永洒脱，别具韵致。他幼年时曾用功临摹《芥子园画谱》，于梅、兰、竹、菊颇具功力，平时作画不多，然兴至下笔，清劲傲岸，神趣过人，毫不逊色于专家笔墨，常得到潘天寿、王个、唐云等名家的好评，这对于一个从事专业医学的人来说，是何等难能可贵啊!可就是这样一个颇有才华，造诣深谙的老中医严苍山，在“文革”中，备受迫害，被非法隔离审查，备受折磨。1968年4月14日含恨逝世，终年70岁。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8月19日由上海市卢湾区卫生局和上海市中医医院联合召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严苍山老中医，生前是济南路地段医院老中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历任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严世芸

 

[却波渔翁]

祖述宪章 医学求真 --- 纪念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吴考槃先生
http://www.100md.com]http://www.100...治学风范，学习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态度，从而激励我们多做学问、做好学问。 (王 琦)

 

[李大威]

一说国医大师我就想起了王静安

 

[却波渔翁]

国学大师啊！说起王静安先生，就让人想起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五导师：赵元任、梁启超、王静安、陈寅恪、吴宓

 

[却波渔翁]

科学人物中医篇---李聪甫2004-6-4 14:49:00信息来源： www.cpst.net.cn
科学人物中医篇---李聪甫


(1905—1990)

李聪甫，中医学家。致力于中医药事业70年。多年从事李东垣脾胃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倡“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结合临床，确立“益脾胃、和脏腑、通经络、行气血、保津液，以至平衡阴阳”的治疗大法。在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卓有贡献。




李聪甫，名明、号老聪，幼称凤池。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的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但由于家贫只读5年私塾，1年小学就辍学了。
1918年，年仅13岁的李聪甫，只身来到江西省九江市，进中药铺学徒。在“赵恒兴中药店”，得店主允许，工余可以读医药书籍。李聪甫白天在碾药槽上干活，深夜上门板后，便在铺台上看书。这样持之以恒，3年便自学完《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医方集解》、《濒湖脉学》、《诊家正眼》、《素灵类纂》、《医宗必读》和《医门法律》等书。
为了更能步入医林，谒师求教，1922年，李聪甫结束了3年学徒、1年帮工的生活，回到故里黄梅，随县城四代祖传名医石椿山学医。双方商定，教无学奉，帮工无薪。头一年授读《伤寒论浅注》，参阅《伤寒来苏集》、《伤寒尚论篇》和《金匮心典》等，第二年随师侍诊，第三年即能独立应诊。
1925年，李聪甫在黄梅县“福生祥药号”坐堂行医。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聪甫目睹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却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中国而发出的呐喊，他写下了“尘世几无干净土，传来天外一声钟”的诗句，并曾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安徽军阀方振武反蒋败退，溃兵劫掠，城空如洗，黄梅不宁。为避战祸，李聪甫孑然一身转至九江悬壶。他曾为一绸店经理梅贤林先生的同事诊治噤口痢(中毒性痢疾)，其病危重在急，九江良医请遍，无济于事，准备料理后事，经李聪甫试诊遣方，服用几付即有转机，此后医名渐振。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次年九江沦陷。李聪甫携妻挈子，辗转迁徙于湘潭、湘乡、新化、溆浦、沅陵等地。1940年他将自己的经验著成《麻疹专论》一书，复印成册，在湘西南麻疹流行地区救活了不少婴孩。抗战胜利后，李聪甫在长沙定居。为了维护和促进中医药的事业，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国医节的感想和展望》、《庆祝国医节的感言》(载1946、1947年《中央日报》)等文章。慷慨陈词，批判废止中医的荒谬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某些人又倒行逆施，李聪甫奋笔写下《对余岩〈中医问题处理草案〉的批判》一书，刊行于世，捍卫中医事业。
1956年，李聪甫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并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7年以来，李聪甫就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和专业人才培养，撰写了《中医研究工作之我见》、《中西医结合创立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之我见》、《中医应按自身的规律发展》等多篇文章，在国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聪甫在长期的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工作中，自砺不已，学验俱丰。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10部，计250余万字。代表著作有《麻疹专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李聪甫医案》、《李聪甫医论》，主撰《〈脾胃论〉注释》，合著《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主编《传统老年医学》，并有日文翻译出版。
自参加国家工作以来，李聪甫先后担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五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政协副主席，第二、五、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湖南中医杂志》名誉主编等。1988年4月，83岁高龄的李聪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医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

长期以来，李聪甫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潜心于《内经》和《脾胃论》的研究，提出了以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聪甫在实践中对这一学说的认识不断深化。他认为，这一学说反映到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上，则可归结为形神的合一，人体生命活动依赖于形神的对立和统一。形，是形体的概括，属阴；神，是功能的表现，属阳。“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神是形体的主导。若形神失调，则疾病生矣。治法上要使“脏腑以调，经络以通，营卫以和，气血以流”，促使机体内外整体活动调节恢复平衡。而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实已寓于其中。故“形神”是人类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贯串于脏腑、经络、营卫、气血各方面新陈代谢谢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之中，是维持和推动生命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因此，他强调，形神学说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李聪甫在深入研究李东垣《脾胃论》时，亦贯穿了形神合一论说。他提出，形神合一所形成的整体机能活动，是以脾胃元气的升降为枢纽的。他认为“人之以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虽然脾胃同是“后天之本”、“仓廪之官”，而主体在胃。胃气旺盛与否，决定脾气的盛衰、宗气的强弱和营卫运行的畅阻。其与四脏相关的整体生理功能的关系是：脾为太阴之脏，恶湿喜燥，燥则脾的清阳之气上升以煦心肺，心肺和煦，则下济肝肾；胃属阳明之腑，恶燥喜润，润则胃的浊阴之气下降以濡肝肾，肝肾濡润，则上滋心肺。如此，则形成以胃纳脾运为中心的五脏生理动态相对平衡，进而联系六腑、经络、营卫、气血等功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通过数十年临床实践，李聪甫总结出调理脾胃、协和脏腑、疏通经络、流畅气血、保存津液等治疗大法，并据此精心主撰了《〈脾胃论〉注释》一书，进一步阐发了东垣理论，并有不少创新性的见解，引起同道的广泛兴趣和重视。

临床中的独特见解

李聪甫在临床中，无论对外感热病或内伤杂病，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影响后世。
湿温病的辨治，在温热急性病中是最为棘手的。李聪甫通过长期实践，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摸索出一套治疗规律，如湿郁卫分，用宣湿开散卫阳以透表，不使邪犯气分而导致内逼营血的病变。湿郁气分，用宣湿化热之剂，使湿热蕴阻之气化为白?，透出皮表而宣解。若湿热入营，仍当透热转气，拟用转枢化浊法或转枢透热法，因势利导，循通泄之路从气分而解。病入血分，出现神志昏迷，出血倾向，或循衣摸床，乃热灼津枯，气阴两竭，速当救阴复气。这一总结本源于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的有关论说，在临证中而有所发展。
对虚劳病的治疗，李聪甫深入研究《内经》、《难经》、《金匮要略》及李东垣、朱丹溪诸家有关论述，颇有见地。其总的旨意是补养气血，慎用攻伐。如对肺痨咳嗽，肌瘦骨立，蒸热盗汗的重证，每用甘平以滋复肺脾之阴，多获良效。五劳虚极，内有干血，又当滋养精血与祛瘀生新同时并用；专用攻破，则有“竭泽而渔”的危险。如妇人血痹内蓄之“干血痨”，咳嗽气促，胸痛厌食，午后两颧潮红，蒸热盗汗，月经停闭，脉来细数，经投濡血化瘀之剂，经泛初见极少，色如墨汁，继变咖啡色，较淡红色，转红色中挟黑色小点，后转为正赤色，食纳渐增，其他症状亦自然消失。
在治疗内伤杂病中，李聪甫常以补中益气汤为基本方，自定护卫益气汤、生津益气汤、扶阳益气汤、降火益气汤等10余种，灵活运用、卓有成效。如护卫益气汤，是针对脾胃虚弱，不能顾护营卫而拟定的。方以补中益气汤去升麻、柴胡，配桂枝、白芍以和畅营卫，调达表里。临证应用，其效甚佳。
在治疗危重病人时，李聪甫每于处方之后，反复揣摩方药的准确性，考证方书，并根据服药后的病情变化及时更方，以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1935年夏秋之交，他曾去武昌为友人肖君救治垂危之证。当时，病人身热不退，神识昏糊，头摇谵语，口燥唇焦，烦躁不安，便闭尿赤，脉沉弦，舌质干、苔淡黄。前医投药一派苦寒，每剂都有犀羚，病情严重。李聪甫仔细诊察，推敲症情，诊断为湿困脾机，胃浊不降。用温胆汤加神曲、豆卷、佩兰、苡仁等味，一剂安睡，再剂热清，大便如酱色，人事清醒。
李聪甫不但精于医术，而且注重医德。他把《医宗必读·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作为严格律己的一面镜子，对照自身的言行。特别注意以论中“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来检查自己。他接待病人态度谦和，详问病情，细察色脉，辨证施治、理法方药均很讲究。医嘱详尽周全，对病人赠送礼物总是婉言谢谢绝。1934年，李聪甫治疗脑膜炎和盲肠炎疗效显著，自认为脑膜炎即痉病，盲肠炎即肠痈。为此，他曾写信求教于上海名医陆士谔先生。陆充分肯定他的正确认识，复函说：“千里外惠书论学，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钦佩之至。尊论脑膜炎即是痉病，盲肠炎即是肠痈，认症正确，足见手眼之明快。……尊方所拟似乎专于已成之肠痈，痉病之刚痉。而将成未成之肠痈，痉病之柔痉，似乎别谋治法，……”(曾载上海《新闻报》“国医周刊”)。对此，李聪甫曾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年近30，能得到前辈开诚的指点，深刻的启迪，至今难以忘怀。

重视中医教育与人才培养

1953年以来，李聪甫曾主持由省卫生厅举办的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的工作。他除了负责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的制定等全面教学工作外，还亲自讲授中医经典、基础理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即是当时的讲稿。为了讲好这一课程，他专门去湖南医学院系统旁听了现代生理学原理、诊断学等课程，翻阅大量资料，认真备课，立足于中医理论体系的生理概念和内容，结合现代的生理学观点，从整体及神经、循环、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等方面，阐述中医生理相关的论说，在发掘中医理论、内涵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在教学中，李聪甫认真讲授，热情答疑，大大提高了学员的研读兴趣和知识素养。该校先后结业400余人，学员遍及省内外，且多己成为各地中医骨干和专家。
1960年前后，拜师收徒培育中医人才形成热潮。李聪甫欣然表示：愿青年医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我们老一辈的最大荣幸。他经常鼓励青年医师，要在学术上作出成就，首先必须勤学好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他传授学术经验的方法和形式多样：讨论病案，临证释疑，谈写病历，专题座谈，指导论文，修改稿件等，总是具体指点，诲人不倦。平时，他特别注意指导青年医师读书，并按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分别选定主要读本和参考读本。他经常把整理、编写、课题研究等交给中、青年去做，自己从中具体指导，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此外，李聪甫对青年医师要求亦很严格：写病历不仅要求记录详细，而且字体要工整；写论文用引语，要反复核对，引用要恰当，融汇自然，有说服力。
“文化大革命”以后，李聪甫的精神更加焕发，虽年逾70，仍十分关注人才的培养。1979年他获得中医研究员职称，更觉责任重大，每周坚持门诊，指导青年医师临证辨治。越年，他被批准为中医名家学说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他亲自拟定每位研究生的指导计划，明确研究攻读的方向，具体列出必读、阅读和参阅书目。在培养研究生中，李聪甫总是不辞劳苦，勤于引导，耐心解答问题，精心修改论文。李聪甫在中医教育事业上成绩斐然，培育出一批高级中医人才。

此外，李聪甫还工于诗词，诊余吟咏颇多，著有《老聪诗词剩草》传世。曾子威先生曾有“半为医隐半诗隐，不作流人不隽人”的评价。

在中医科研领域勤奋开拓

早于30到40年代，李聪甫即开始研究李东垣的脾胃理论和麻疹辨治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0年代就提出了一整套中医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指出，研究中医最根本的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中医治疗不能割断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他举例说，麻黄主要作用是发汗定喘，然提制的**，只能定喘而未见发汗成分的存在。那么，是否因此就简单地否定麻黄发汗的作用呢？当然不能。这就需要进一步追究原因。麻黄究竟是本身含有某种发汗成分，还是和其他药物的化合作用后的因素促进汗腺的分泌？《伤寒论》中，麻黄桂枝同用，能解太阳之表而发汗；与附子同用，能温少阴之经而发汗；麻黄汤内桂枝易石膏，复能解热发汗，治表寒里热而导致的胸满喘息。同是以降低体温为主要目的，而寒、热、虚、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研究中医药应该重视中医理论。他也提到，理论研究的难度大是实在的，但不能避难就易，舍医从药。
近40年来，李聪甫提出、主持、承担和指导了多项科研工作和科研课题。50年代末，作为湖南省血吸虫?闹幸搅?床科学研究，运用扶正祛邪、运脾逐水法，对元气尚强的患者确有较好的疗效。以省血吸虫病防治所为基地，组织研究晚期腹水的疗效机制。并对湖南省血吸虫?闹幸街瘟凭和研究工作进行了阶段总结，肯定了含巴绛矶丸、加减胃苓丸、舟车丸、复方防己黄芪丸、当归丹参丸、加减鳖甲煎丸、活血杀虫丸等方药的治疗作用，重点应在治疗夹杂症的现有方剂基础上不断改进提高。6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形神合一学说的研究，负责理论指导。同湖南医学院合作，采用以气功配合中药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疗效观察，探索中枢、内脏、经络、体表的整体关系，对发病机理予以研讨。1973年，承担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药物的研究，对已经鉴定清楚的佩兰、花椒、桂皮、茅香、高良姜、杜衡(又名土细辛)、辛夷、藁本等9种药物的作用进行初步分析，指出这批药物的发现，对祖国医药学史的考证有重要意义。1976年到1983年的短短7年间，连续完成4部著作，逾百万字。他主撰的《脾胃论注释》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与刘炳凡合撰的《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于198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旁征博引，弃偏见，撷众长，理文并茂，宏大而精深”之佳作。
1985年，已届80高龄的李聪甫，又主持了国家卫生部规定的重点文献之一《中藏经》的整理研究。同时，对国家“七五”攻关课题《李聪甫整体脾胃观中医诊疗专家系统》的医理设计内容，一直亲予指导。这位霜鬓皓首的老者，此时虽步履蹒跚，但精神矍铄，仍不知疲倦地向科学高峰攀登。
“春蚕到死丝方尽”，1990年春，李聪甫终于耗尽心力，为党和人民、为中医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誉满海内外的中医学者，年过七旬，还徒步上班，风雨无阻，一生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保持着苍生大医的本色。该年，《中藏经校注本》和语译本正式出版行世，国家“七五”攻关课题“李聪甫整体脾胃观中医诊疗专家系统”亦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可以说，这是对一代名医李聪甫的最大安慰和最好的纪念。
(作者：李肇夷)

简历

1905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
1911—1917年在黄梅县读私塾、小学。
19181921年江西省九江市赵恒兴中药店学徒。
1922—1924年随黄梅县石椿山学医。
19251929年在黄梅县行医。
1930—1938年在江西省九江市行医。
1938年7月—1945年先后在樟树、湘潭、湘乡、新化、溆浦、沅陵等地行医。
1946—195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行医。
1952—1956年任湖南省立中医院院长，兼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
1957—1965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兼任湖南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6年任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兼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
1976—1980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87—1990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
1990年4月逝世于湖南省长沙市。


主要论著

1李聪甫．麻疹专论．新化：唤民书局，1940．
2李聪甫．中医生理学之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3李聪甫．麻疹专论．修订2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
4李聪甫，刘炳凡．脾胃论注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
5李聪甫．李聪甫医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6李聪甫．李聪甫医论．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7李聪甫，刘炳凡．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8李聪甫，皮敦厚，吕维善等．传统老年医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9李聪甫．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杀虫问题．新中医药，1956，(10)：4-6．
10李聪甫．中医研究工作之我见．中医杂志，1957，(5)．
11李聪甫．中医对麻风病的认识和治疗．江西中医药，1959，(8)：1517
12李聪甫．关于中医方剂学的体会．中医杂志，1959，(6)：51．
13李聪甫．中风卒中期治疗管见．中医杂志，1964，(10)：19．
14李聪甫．李东垣脾胃学说的论述．湖南医药杂志，1974，(1)：22—29，(2)：2130．
15李聪甫．阴阳学说的理论和应用．湖南医药杂志，1974，(5)：3748．
16 李聪甫．哮喘．湖南医药杂志，1976，(1)：4748．
17李聪甫．痢疾．湖南医药杂志，1976，(3)：53．
18李聪甫．血证．湖南医药杂志，1977，(3)：49．
19李聪甫．中西医结合创立我国统一的新医学之我见．湖南医药杂志，1978，(5)：3．
20李聪甫．虚劳病的辨证论治．湖南医药杂志，1978，(2)：34．
21李聪甫．祖国医学的形神学说．河南中医，1981，(2)：1．
22李聪甫．湿温病的证治辨析．黑龙江中医药，1982，(1)：5．
23李聪甫．摄生延年与老年学．浙江中医杂志，1982，(1)：1．
24李聪甫．脾胃病病机略论．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2，(5)：1
25李聪甫．疳疾的临证经验．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3，(4)：8．
26李聪甫．试述辨证论治与辨证施治．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4，(5)．
27李聪甫．论濒湖《奇经八脉考》．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5，(1)．
28李聪甫．老年便秘证治．中医杂志，1985，(1)．

29李聪甫．慢性泄泻证治．中医杂志，1985，(67)连载．
30李聪甫．评东垣论治伤寒．河南中医，1986，(5)．
31李聪甫．金匮明理论．湖南中医杂志，1986(4)—1987(连载)．

 

[却波渔翁]

科学人物中医篇---潘澄濂
潘澄濂

(1910—1993)

潘澄濂，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科研和临床工作，坚持中医与西医结合，辨病与辨证结合，讲求务切实用。擅长急性传染?闹瘟疲远愿窝?肝硬化的诊治最为著称。




潘澄濂1910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7岁就读于温州十狮附小，小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市南洋中学。其故乡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常有急性热病发生，当地名医于此多有经验，深受敬慕。受此影响，潘澄濂中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中医这一高尚的职业，进入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在丁甘仁、谢谢利恒、曹颖甫等名师指导下，他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及《神农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其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自行修读。此外，还广泛阅读了《东垣十书》、《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全书》、《徐灵胎医书十六种》等医著，对中医知识有全面的积累。
他就读期间，西医在我国已有较快发展，对传统医学冲击很大。中西之界，划著鸿沟，中西论争，日趋激化。在此氛围中，他一面沉浸于中医海洋之中，撷取精华，以为根本，一面挤时间去西医学院旁听学习西医知识，进行解剖、生理、病理实验。嗣后又阅读了日本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的《和汉医学》等书。和田启十郎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摧残的岁月里，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的精神，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于是他钻研中医之志弥坚，中西兼收，各取所长，为后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毕业后，年仅20岁的潘澄濂踌躇满志，回温州办起了诊所，同时还参加了某医务所的工作，所中设有病床40多张，收有伤寒、疟疾、痢疾、肺炎、肺结核、肾炎、溃疡病、肝硬变等各种急慢性病例，除用西医药抢救外，其余大都采用中医治疗，使他能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诊治，应诊能力很快提高。
1938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
1938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收桴鼓之效。
1956年6月，浙江筹建中医研究所，他被邀到杭州，负责组建工作。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于1958年7月正式成立。他十分重视科学实验研究，亲自制定了乙型脑炎、肝炎、铅中毒、白血病及晚期血吸虫病等项目的科研计划，从科研设计到观察病例、论文总结，均亲自参加。1958年，他带领科研人员以温病理论为指导，对全省700余例乙型脑炎的疗效进行了总结，获得了卫生部的好评。他以运中分消法、化瘀软坚法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巨脾症，疗效达85%，为脾切除术提供了条件；以扶正祛邪法、配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明显地提高了缓解率。他十分重视临床实践，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了门诊部，配备了先进仪器，使研究人员得到了锻炼，提高了科研素质。
他勤于著述，早年就在《明日医药》、《国医新声》等刊物发表有关中医学如何现代化问题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先后在《中医杂志》、《浙江中医杂志》、《上海中医杂志》、《新中医》等刊物发表论著60余篇；汇集他的学术特长和临床经验的《潘澄濂医论集》1981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他还曾参加评注《温疫论》、校注《医方类聚》、重订《严氏济生方》、《瑞竹堂方》等工作，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他重视教育，注意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先后担任浙江中医学院特邀顾问，健康报中医刊授学院、光明日报中医刊授学院顾问，并任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主办的前进医药学校校长等职。先后赴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及浙江各地作专题报告。
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人治病，不分贵贱，持和蔼可亲态度，抱认真负责精神。虽年事已高，仍坚持参加会诊及写作，他常说：参加医疗活动，不仅是医者的职责，而且可以向患者学习，可培养人才，一举数得，只要目尚明，耳尚聪，步履尚健，就要做到老，学到老，不敢稍怠。

坚持中西医结合

潘澄濂在《伤寒论新解》中，突破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窠臼，对《伤寒论》“阳浮”和“阴弱”、“营弱”和“卫强”以阳和卫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阴和营代表机体的产温机能作了解释，认为太阳中风就是散温机能的亢进，产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调节中枢的相对平衡失调，所以虽自汗出而不解。又据《伤寒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条看，结胸是因早下而致，但原书对结胸的治疗，恰恰是采用大陷胸汤的峻下。这样，前后似有矛盾，不易理解。他援引西医理论作剖析，指出从《伤寒论》对结胸的描述，先说“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鞭满而痛，不可近也”，又说“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者也”，据此推测结胸的实质似指胸腔有大量渗出性或漏出性积液，病变的主要部位在胸腔。就胸腔积液而论，临床上以渗出性胸膜炎较为常见，其病开始阶段，往往先出现恶寒发热，或胸胁疼痛，咳嗽等表证。《伤寒论》对有表证者，一般先解表，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文中“病发于阳”的“阳”字，可能是指结胸的开始阶段有恶寒发热等表证而言，因此认为不宜过早攻下，过早攻下，损伤正气，于病不利。但是，渗出性胸膜炎由于炎症的进展，恶寒、脉浮之类的表证可以自罢，表证祛并非病已愈，相反，胸膜积液增多，则肺部压迫症状如胸闷、胸痛、气急或咳嗽等势必加重。由于古无X线检查，又无穿刺抽液，而能认识“此为水结在胸胁者也”，采用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陷胸汤(丸)，诱导积液排泄，借以减轻胸部之压迫，殊属可贵。由此他认定结胸先谓不宜下之过早，后仍以攻下取效，实非因攻下过早而成结胸，也不是结胸不宜攻，而是因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表里之不同，故治法也当有先表后攻之分寸，这正是仲景辨证论治精髓之所在。诸如此类，引用西说解释，析义明理，较之以经解经，是一个飞跃。


他在《卫气营血辨证在温热病学上的作用和意义》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卫气营血辨证与急性传染病的关系，指出叶天士所说的卫气营血并非指某些病毒损害的器官组织，而是将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证候，以综合和辨证的方法，划分为4种不同的证候群，作为治疗的标志。谓急性热性传染病的发作，取决于病原体在机体内生存的适应力和机体对病原作用所产生的反应，不论是病原体的内毒素或外毒素，毒血症或菌血症，所引起的病变能影响整个机体的生理机能。如疟疾一般征候表现是：寒热往来，呕吐，消化不良，体疼，脾肿，苔白腻或黄腻，也有独热不寒，舌光绛，神识昏迷的。又如肠热病(肠伤寒)，一般在第一病周时，有轻度的恶寒和发热，口渴，或渴不引饮，苔薄白或黄腻，皮肤间现蔷薇疹。到了第二病周，由于病热进展，体温稽留在中等度以上，舌焦燥，或光绛而干，甚者神昏谵语，大便秘结或下痢。就这两病的发展过程来说，疟疾的一般症候，和肠热症第一病周时的临床象征，按卫气营血辨证，系邪在卫分或气分，而当出现舌光绛而干，神昏谵语，即属邪入营分或血分了。这样的划分归类，以西医论来说是难理解的，但就中医学说而言，确实如此。他进而指出，卫分阶段，津液一般未受耗伤，故用发汗或渗湿；病热发展，进入气分阶段，就有劫津耗液的可能，治用清法，有湿的尚可化湿；到了营分阶段，津液耗灼，神经系统受到了威胁，表现为舌光绛而干，唇焦齿垢，神昏谵语，如再有心力衰竭征候出现，便是进入极期，治以滋润养阴，还要顾及心脑机能衰竭，适当采用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以防痉厥；如进入血分阶段，血毒征象已很严重，有各种出血症，须以大剂凉血解毒。凡此，中西两套理论同用，指导临床实践，有利于明理识证，提高疗效。

主张辨病与辨证结合

潘澄濂认为，疾病是由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辨病就是根据患者的病史、病症，结合多方面的实验检查，对疾病作出确诊。这是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虽有疟疾、痢疾、麻疹等病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外感病如伤寒、温病、湿温，杂病如痰饮、咳嗽、水气、积聚等，大都是以证为基础，与现代医学的辨病有所不同。中医对疾病的观察，很重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致病因素和抗病力的关系，外界环境和发病的关系，辨证上以这几种关系为前提，来辨别八纲的属性，为治疗提供依据，在同一证的普遍性中求其特殊性，故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治方法。由于病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所以有许多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可有先后或同时发生2种以上的证，而同一证可在某一种病的过程中出现，也可在另一种病的过程中存在，这就需要辨病与辨证结合，全力找出主要矛盾给以治疗。同时，目前已发现有些病的自觉症状不明显，而实验检查有异常，相反，也有自觉症状明显，实验检查无特殊者，这就要对前者从病着眼，对后者从证着手。因此，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有利于探索病机，提高疗效。
他常说，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要双重诊断，对中医临床研究，制订诊断指标及疗效标准，用以观察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疗效确有帮助，应推广执行。但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中，有的不是按中医辨治的特点，而是执一方一药以试病，有的学步西医，说是炎症，不辨寒热虚实，概用清热解毒。有鉴于此，他指出这只是中西两法的乱套，而不是有机结合，不是辨病与辨证的灵活应用。有感于目前一般中西医生知识的局限，辨病与辨证难以普遍应用，他主张对某些较危重或复杂的疾病，中西医尤其是西学中医师应讲求合作精神，共同分析研究病情，判断其疗效西优于中的以西为主，中胜于西的以中为主，中西结合，辨病用药与辨证施治结合，取长补短，紧密协作，反复实践，摸索规律，提高疗效。

致力于熔经方时方为一炉

仲景创六经辨证，立113方，被称为经方；后世温热学派根据温热病的特点，又创立了许多方剂，人称时方。由于伤寒与温病性质两异，用药有偏寒偏热之殊，被不同的医者所乐用，故有经方派、时方派之分。潘澄濂指出，仲景六经辨证是对各种疾病从四诊所得的临床表现加以分析归纳，特别是选择比较突出的证候，抓住6个不同类型的基本症候，结合其他一般症状体征，借以辨别表里寒热虚实不同的属性，作为治疗依据的一种逻辑法。由于各种疾病对机体的影响，有因人、因时、因地等不同，故其所出现的症状体征，某些是共同的，某些则有特殊性。六经辨证就是从各殊的症候体征上来辨别其不同的属性。后世温病学派，所创的卫气营血辨证，是将各种急性传染病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证候，以综合和辨证的方法，划分为卫气营血4种不同类型的证候群，作为治疗标志，是在仲景六经辨证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同一体系的辨证治疗法则。
仲景六经与温热家的卫气营血辨证，前者重在诊脉，参之以其他的症候，来观察心机能之强弱，故太阳病之脉浮，少阴病之脉微细，分阴阳表里为大纲，后者主在望舌，参合脉证，以审津液之润涸，故曰“温病以救阴为主”。两种辨证方法，须相互并重，不能偏废。中医对各种传染病在各个不同阶段所表现的不同症候，除归纳在六经的范畴外，并可结合卫气营血的标志，以审辨津液的质和量的变化，借以探测病势的进展或消退，并决定治疗的方针，这就需要各种辨证方法相结合，熔经方时方于一炉，灵活应用。

他在《卫气营血辨证在温热病学上的作用和意义》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卫气营血辨证与急性传染病的关系，指出叶天士所说的卫气营血并非指某些病毒损害的器官组织，而是将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证候，以综合和辨证的方法，划分为4种不同的证候群，作为治疗的标志。谓急性热性传染病的发作，取决于病原体在机体内生存的适应力和机体对病原作用所产生的反应，不论是病原体的内毒素或外毒素，毒血症或菌血症，所引起的病变能影响整个机体的生理机能。如疟疾一般征候表现是：寒热往来，呕吐，消化不良，体疼，脾肿，苔白腻或黄腻，也有独热不寒，舌光绛，神识昏迷的。又如肠热病(肠伤寒)，一般在第一病周时，有轻度的恶寒和发热，口渴，或渴不引饮，苔薄白或黄腻，皮肤间现蔷薇疹。到了第二病周，由于病热进展，体温稽留在中等度以上，舌焦燥，或光绛而干，甚者神昏谵语，大便秘结或下痢。就这两病的发展过程来说，疟疾的一般症候，和肠热症第一病周时的临床象征，按卫气营血辨证，系邪在卫分或气分，而当出现舌光绛而干，神昏谵语，即属邪入营分或血分了。这样的划分归类，以西医论来说是难理解的，但就中医学说而言，确实如此。他进而指出，卫分阶段，津液一般未受耗伤，故用发汗或渗湿；病热发展，进入气分阶段，就有劫津耗液的可能，治用清法，有湿的尚可化湿；到了营分阶段，津液耗灼，神经系统受到了威胁，表现为舌光绛而干，唇焦齿垢，神昏谵语，如再有心力衰竭征候出现，便是进入极期，治以滋润养阴，还要顾及心脑机能衰竭，适当采用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以防痉厥；如进入血分阶段，血毒征象已很严重，有各种出血症，须以大剂凉血解毒。凡此，中西两套理论同用，指导临床实践，有利于明理识证，提高疗效。

主张辨病与辨证结合

潘澄濂认为，疾病是由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辨病就是根据患者的病史、病症，结合多方面的实验检查，对疾病作出确诊。这是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虽有疟疾、痢疾、麻疹等病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外感病如伤寒、温病、湿温，杂病如痰饮、咳嗽、水气、积聚等，大都是以证为基础，与现代医学的辨病有所不同。中医对疾病的观察，很重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致病因素和抗病力的关系，外界环境和发病的关系，辨证上以这几种关系为前提，来辨别八纲的属性，为治疗提供依据，在同一证的普遍性中求其特殊性，故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治方法。由于病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所以有许多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可有先后或同时发生2种以上的证，而同一证可在某一种病的过程中出现，也可在另一种病的过程中存在，这就需要辨病与辨证结合，全力找出主要矛盾给以治疗。同时，目前已发现有些病的自觉症状不明显，而实验检查有异常，相反，也有自觉症状明显，实验检查无特殊者，这就要对前者从病着眼，对后者从证着手。因此，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有利于探索病机，提高疗效。
他常说，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要双重诊断，对中医临床研究，制订诊断指标及疗效标准，用以观察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疗效确有帮助，应推广执行。但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中，有的不是按中医辨治的特点，而是执一方一药以试病，有的学步西医，说是炎症，不辨寒热虚实，概用清热解毒。有鉴于此，他指出这只是中西两法的乱套，而不是有机结合，不是辨病与辨证的灵活应用。有感于目前一般中西医生知识的局限，辨病与辨证难以普遍应用，他主张对某些较危重或复杂的疾病，中西医尤其是西学中医师应讲求合作精神，共同分析研究病情，判断其疗效西优于中的以西为主，中胜于西的以中为主，中西结合，辨病用药与辨证施治结合，取长补短，紧密协作，反复实践，摸索规律，提高疗效。

致力于熔经方时方为一炉

仲景创六经辨证，立113方，被称为经方；后世温热学派根据温热病的特点，又创立了许多方剂，人称时方。由于伤寒与温病性质两异，用药有偏寒偏热之殊，被不同的医者所乐用，故有经方派、时方派之分。潘澄濂指出，仲景六经辨证是对各种疾病从四诊所得的临床表现加以分析归纳，特别是选择比较突出的证候，抓住6个不同类型的基本症候，结合其他一般症状体征，借以辨别表里寒热虚实不同的属性，作为治疗依据的一种逻辑法。由于各种疾病对机体的影响，有因人、因时、因地等不同，故其所出现的症状体征，某些是共同的，某些则有特殊性。六经辨证就是从各殊的症候体征上来辨别其不同的属性。后世温病学派，所创的卫气营血辨证，是将各种急性传染病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证候，以综合和辨证的方法，划分为卫气营血4种不同类型的证候群，作为治疗标志，是在仲景六经辨证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同一体系的辨证治疗法则。
仲景六经与温热家的卫气营血辨证，前者重在诊脉，参之以其他的症候，来观察心机能之强弱，故太阳病之脉浮，少阴病之脉微细，分阴阳表里为大纲，后者主在望舌，参合脉证，以审津液之润涸，故曰“温病以救阴为主”。两种辨证方法，须相互并重，不能偏废。中医对各种传染病在各个不同阶段所表现的不同症候，除归纳在六经的范畴外，并可结合卫气营血的标志，以审辨津液的质和量的变化，借以探测病势的进展或消退，并决定治疗的方针，这就需要各种辨证方法相结合，熔经方时方于一炉，灵活应用。

14潘澄濂．中医治疗热病急症的经验．浙江中医杂志，1980，15(2)：6870．
15潘澄濂．叶天士温病学说的探讨．浙江中医杂志，1980，15(增刊)：11．
16潘澄濂．对湿温证治的临床体会．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2)：36．
17潘澄濂．《伤寒论》六经指要．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5)：2—5．
18潘澄濂．对金匮“痰饮”的认识及“慢支”的证治．上海中医药杂志，1981，(11)：2—4．
19潘澄濂．《伤寒论》的基本精神．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3，7(1)：4—6．
20潘澄濂．开展急症的治疗和研究是当务之急．浙江中医杂志，1983，18(5)：193—194
21潘澄濂．略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关系．浙江中医学院报，1984，8(4)：13—16．
22潘澄濂．祖国医学对肾炎的认识和辨证论治．浙江中医杂志，1984，19(9)：385—388．
23潘澄濂．慢性胃炎的证治．浙江中医杂志，1985，20(10)：436—438．
24潘澄濂．《伤寒论》太阴病证治在胃肠道疾病临床中的应用．浙江
中医杂志，1986，21(4)：145—147．
25潘澄濂．桂枝在《伤寒杂病论》诸方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7，11(1)：25—27．
26潘澄濂．胸膜炎的证治．浙江中医杂志，1987，(12)：529．
27潘澄濂．麻黄在《伤寒杂病论》诸方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8，12(2)：5—7．
28潘澄濂．柴胡在《伤寒杂病论》诸方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8，12(6)：9—10．
29潘澄濂．登革热的辨证治疗．浙江中医杂志，1988，23(9)：385—386．
30潘澄濂．从中医内科领域探索治疗艾滋?纳柘耄?憬?幸皆又荆?1989，24(10)：433—434．
31． 潘澄濂．附子在《伤寒杂病论》诸方配伍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0，14(6)：46．
32潘澄濂．震颤麻痹病的证治探讨．浙江中医杂志，1990，25(11)：483—484．

参考文献

〔1〕潘澄濂医论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2〕名老中医之路．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3〕施仁潮．考究《伤寒》刻意求新：潘澄濂研究员谈《伤寒论》的整理研究．河南中医，1987，7(1)：25．

 

[却波渔翁]

科学人物中医篇---邱茂良2004-6-4 14:52:00信息来源： www.cpst.net.cn
科学人物中医篇---邱茂良
邱茂良

(1913— )

邱茂良，针灸学家。通晓内，外，妇，儿各科，对针灸学造诣尤深。长期从事中医、针灸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针灸人才。在针灸治疗急性病、传染病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邱茂良，1913年9月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寺下村。他幼习古文，及长，立志于医，于1928年求学于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并从师张山雷学习内、妇等科，遂得其传。1932年毕业后，返里开业。翌年，为继续深造，乃远游江苏无锡，就学于针灸名家承澹盦，成绩斐然。卒业后，经承热情挽留，乃执教于针灸研究社，旋助承澹盦举办中国针灸学校于无锡。先后招收学员300多名。同时设有函授班，学员数逾万，遍及国内，且远达海外，当时的学员中，不少人现已成为针灸界的名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研究社被迫停办，邱茂良应浙江台州中医学校的邀请，前往从事中医内科、妇科、针灸科的教学，3年后，因战事影响，台州中医学校又被迫停办，他又返里开业。
1948年，承澹盦在苏州恢复中国针灸研究社，邱茂良应邀前往。1954年，应江苏省卫生厅之聘，随承澹盦到南京，筹办江苏省中医院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历任主治医师、针灸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针灸系主任。并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顾问等职。198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潜心研究祖国医学努力提高诊疗水平

邱茂良一直认为，针灸有它丰富的临床实践，卓越的疗效，深奥的理论，值得深入研究。所以，他表示愿为之投入毕生精力。
在清末，民国时期，针灸医学屡遭摧残，日益衰落，治疗病种日益减少，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治疗作用。对此，邱茂良认真查阅了《内经》、《针灸甲乙经》、《针灸资生经》、《针灸大成》等大量的针灸文献资料，其中已明确记载了针灸能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等科100多种疾病，从而得到了启发，认为针灸要打开局面，重要的是医生要具有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从事深入探索，不断扩大针灸治疗病种，方能发扬光大。所以，他不但自己手不释卷，日以继晷，悉心钻研，还组织全科医生加紧对中医理论的研究，认真学习现代医学知识。40余年来，他以身作则，孜孜不倦地进行实践，在门诊中设立内、妇、儿等科的针灸室和许多专科门诊，在国内率先设立针灸病区，收治各种内科病和疑难杂症，从而使针灸治疗的病种由治疗一般的关节痛逐步发展到治疗内、妇、儿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不但治疗慢性病，而且能够治疗急性病、传染病，如肺结核、大叶性肺炎、急性菌痢、病毒性肝炎等。从而使针灸治疗的病种不断扩大，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江苏省中医院针灸临床的诊疗水平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全科医生的业务水平。
在针灸理论方面，他强调以经络学说为核心，并掌握阴阳五行、脏腑气血和八纲证治等中医基本理论。临床时，则要求使用现代医学手段以明确诊断，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根据病者所表现的症状，分别主客标本，结合针灸特点，应用各种不同的治疗法则，同时参考中医内科的治法，指导针灸立法处方，强调理、法、方、穴的完整性。他在50年代撰写的《针灸纂要》中指出：“临床应用针灸治疗时，首先应通过四诊确定病的性质与所属经络来取穴，并根据虚实和寒热，进行补和泻、针和灸的方法。虽然针灸治病不像药物那样有七方十剂的差别，但是配穴处方的原则，以及先后缓急、标本逆从等治法，仍然是一样的。如果采取一病一方，机械地应用成方来治病，就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以针灸治疗肺结核而言，并非专门治肺，更非运用某些成方笼统治疗，而是根据病人的不同证候确立治法。例如仅见肺脏症状时，采用止咳化痰、顺气等法以治肺为主。但有些肺结核患者，并非仅具有肺的症状，而是伴有其他脏腑症状或其他脏腑症状反而较之肺的症状更为明显。例如，病人有明显的消化系统症状和神经衰弱表现，即中医之脾胃虚弱或肝肾两亏，根据辨证分析，其本不在肺。伴见脾胃症状明显者，即为脾土虚弱，不能生金所致，治当培补脾胃为主，即所谓“培土生金”，虚则补其母之法，宜选脾胃两经之腧穴为主治之；又如伴见肝肾阴虚症状明显者，则为阴虚于下，阳扰于上，虚火刑金所致，治当补养肝肾为主，宜取肝肾两经之腧穴为主治之。对有阴虚症状者，则采用针补法；阳虚症状者，则采用灸法。凡此种种，不论是采用直接治肺，还是间接治肺的方法，其结果皆能达到治肺目的。由于他中医理论基础扎实，功力深厚，并能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临床实践，在50年代单纯用针灸治疗肺结核有效率达81．1%，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比较先进的。他所撰写的《针灸治疗肺结核291例疗效观察》(《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第1期)，在全国针灸经络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获得好评，被列入国家科研成果汇编。

倡导针灸科研注重临床实践

为了提高医疗、教学质量，邱茂良认为必须积极地开展科研工作。在1954年江苏省中医院开办伊始，他与南京市结核病疗养院协作，制定了针灸治疗肺结核病的科研方案，主持并亲自参加这项工作，对所治的病例，治疗前后均经X线摄片和血沉、痰检等各项指标对比观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开创了针灸科研的先河。40年来，他精心组织科内医生，有计划地进行临床和实验研究，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针刺治疗胆石症的科研》获得1978年江苏省科技成果奖。为了进一步观察针刺治疗中风的疗效机理，自1982年以来，开展了《针刺对中风患者脑血流图与血液流变学等治疗前后的变化观察》的研究，其结果初步证实了针刺可使中风患者的血液浓稠性、粘滞性、聚集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有利于脑部血液的供给，起到培本扶正、活血化瘀的作用，这对调整中风患者的阴阳，促进机体早日康复都是十分有利的。并且提示针刺能改善脑动脉弹性和紧张度，使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了患者的脑部血液循环，提高了脑组织的氧分压，增加了病灶周围脑细胞的营养，促进了脑组织的修复。该课题在1989年11月通过了省级鉴定。专家鉴定意见为：“本课题根据中医针灸理论和方法观察临床疗效，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针灸的作用，思路正确，设计合理，方法先进，临床病例诊断明确，资料齐全，治愈率达52．8%，有效率达94．8%，还从血液流变学等生化、生理指标肯定了针刺治疗中风的作用。本工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邱茂良还领导全科人员，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用针刺治疗急性菌痢1236例，治疗结果，主要症状消失和实验室检查恢复正常的平均时间为：发热1．9天，腹痛3天，里急后重2天，腹泻3．4天，大便镜检3．9天，大便培养阴转5．1天，治愈率达94．2%。同时还对281例药物治愈的菌痢患者(口服呋喃唑酮)与针刺组对比观察，其结果临床症状，如里急后重，腹痛腹泻的平均消失时间，针刺组较药物组为快。邱茂良认为，针刺治疗菌痢，是继承古人经验而获得的。研究中医既要继承，更要发扬，必须进一步用现代科学方法，探求疗效机制，阐明针刺原理，提高理论水平。因此，与有关科室合作，开展人体和动物模型实验研究。实验的指标，涉及到生理、生化、免疫等各个方面，结果较全面地阐述了针刺作用机理，写出具有说服力的论文，在我国第一届国际性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中作了大会发言，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很高评价，欧美地区许多国家也作了报道。《针刺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的研究》的卫生部课题，通过了鉴定，获得1978年全国卫生科技大会成果奖，《人民日报》为此作了专题报道。
在针刺治疗急性菌痢科研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针刺治疗急性病毒性肝炎的研究”(卫生部课题)，治愈率达92．1%。并观察了体液免疫与白细胞粘附抑制试验，结果提示：针刺由于调整与提高了机体的免疫状况，加强和健全了T细胞功能，促使肝细胞的新生。针刺组与药物组(口服维生素B1、维生素B6)对比观察，针刺组明显优于药物组，疗效有显著差异，说明针刺对本病有确切的疗效。
在研究针灸治疗细菌性、病毒性疾病的机理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说明针灸不但能治慢性病，而且能治急性病、传染病，为针灸治疗疾病开拓了新的前景，也为探讨其机理提供了新的线索，是针灸研究工作新的突破，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主张中西医结合学术上博采众长

邱茂良在50年代初期就认为，中西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要互相取长补短，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在他所著的《内科针灸治疗学》中说：“针灸不但被祖国各地广泛开展学习，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治疗方法方面，都有新的成就……这些新的成就，多数是在解剖、生理、病理等学科的基础上经过实验而总结起来的结论，不但理论上有新的依据，在应用上更有确实的疗效。因此，对现代新知识的吸收，充实针灸治疗内容和提高疗效，是非常必要的”。1988年出版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反映了邱茂良继承和发扬并重的学术思想，突出中医理论，吸收了现代医学的内容，如采用西医病名和分类方法，以及诊断要点、临床表现等，尤其是实验研究，均属现代医学理论的阐述，邱茂良认为：“这是临床治疗的需要，是发展针灸学的需要，不仅无损于中医特色，而且为今后振兴中医所必不可少的”。
中医学派繁多，针灸界亦然。邱茂良师承于一代宗师承澹盦，承氏学派遍及国内外，他却从来不持门户之见，也从不与人发生门户之争，主张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深得同道的嘉许。平素治学，远穷灵素，近及诸家，针灸并重，方兼时经，师古而不泥于古。他常告诫后学：“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他一直主张，作为一个针灸医生，对于适用针灸治疗的疾病就不必使用药物，以便总结出治疗规律。针灸难于奏效的则配合中药，可以发挥针灸中药的综合作用。对于危重病例，则应中西医结合，积极采用各种有效措施进行抢救。在50年代出版的《针灸与科学》、《内科针灸治疗学》，以及近几年出版的《中国针灸治疗学》等多种专著中，始终贯穿这些学术思想。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同时，阐明现代医学的原理，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突出针灸治疗为主体的同时，介绍中药、西药、推拿、体疗、食疗、心理治疗等多种治疗方法。

著书立说培养后学

邱茂良是著名的针灸专家，他不仅临床实践经验丰富，而且在中医针灸理论上造诣很深。他没有将丰富的临床经验作为个人的财富，在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的同时，还努力著书立说，自50年代开始至今，先后出版了《针灸与科学》、《内科针灸治疗学》、《针灸学》、《中国针灸荟萃·治疗学分册》等10几部专著，尤其是总结了50年的临床经验，完成了百万言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巨著。为我国针灸医学的传播和推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邱茂良为人谦和，治学严谨，写作态度十分认真，在著书立说过程中，遇有疑问，总是反复推敲，查阅资料，一丝不苟，所以他的书稿质量很高，1988年出版的《中国针灸治疗学》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奖，一经发行，一售而空，深受国内外针灸界的好评。
邱茂良从事医疗，教学数十个春秋，在教学上勤于备课，虽严冬酷暑而不辍。由于学识渊博，表达力强，讲课时主次分明，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深受国内外学员的好评。平素对下级医生和学生认真考察，严格要求，精心培养。他认为，不能知人即无法育人、用人，更不能善于育人，用人。由于对下级医生与学生了然于胸，所以他能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分别委以职司，要皆扬长避短，不以其疏而间，不以其亲而近。对于西医学习中医，治学严谨又热衷于针灸事业的人，期望愈殷，尤加爱护，常委以重任。数十年来，他不但为本院培育了几代针灸师资人才，而且为本科、全国针灸师资班、国际针灸培训班讲学数十期。他虽然职务多，工作忙，现在还仍然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培养针灸事业的接班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1年，邱茂良等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地区临时顾问的身份，先后去日本、菲律宾商谈针灸穴名国际化问题，经多次反复会谈，达成了在国际上统一使用中国针灸穴名的标准化方案，并由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执行。
1984年以来，邱茂良先后应邀赴英国、意大利、阿根廷、挪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提高了针灸在国际上的声誉，为中医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如今，邱茂良虽寿臻耄耋，然对振兴中医事业的雄心不减当年，老而弥坚。正如他在南京中医学院建院30周年诗作《中医颂》所述：“杏林皆春色，老牛恋夕阳。奋蹄自迈进，素志安敢忘”。可以预料，以他数十年的经验，必将为针灸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钱真良)

简历

1913年9月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
1932年毕业于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19341937年任无锡中国针灸研究社、中国针灸学校教员。《针灸杂志》主编。
19371940年任浙江台州中医学校教员。
1941—1948年在浙江省龙游县开业行医。
1948—1953年任苏州中国针灸研究社教员。
1954年至今任南京中医学院教师、教授，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
1979年任中国针灸学会副主任委员。
1980年任中国针灸学会江苏省分会主任委员。
1981年任南京中医学院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名誉主任。
1982年4月任南京中医学院针灸系主任。
1984年任南京中医学院针灸系名誉主任。

主要论著

1邱茂良．针灸与科学．南京：毛上珍印书馆，1953．
2邱茂良．内科针灸治疗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
3邱茂良．针灸纂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
4邱茂良主编．针灸学(全国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5邱茂良．中国针灸荟萃．治疗学．上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6邱茂良．中国针灸治疗学．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7邱茂良．针灸防治病毒性肝炎．上海：上海翻译公司出版社，1989．·227·
8邱茂良．针灸防治细菌性痢疾．上海：上海翻译公司出版社，1989．
9邱茂良副主编．中国医药百科全书．针灸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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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物中医篇---裘沛然2004-6-4 14:55:00信息来源： www.cpst.net.cn
科学人物中医篇---裘沛然


(1916— )

裘沛然，中医学家。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络、伤寒温病、养生诸领域颇多见解，对内科疑难病的治疗亦颇具心得。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裘沛然，原名维龙。原籍浙江省慈溪县。1922年至1927年就读于小学和国学专修馆。1928年至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裘汝根学针灸。1930年至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海上诸名家的青睐。
1934年至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裘沛然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在教学中，他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曾带领教师们一起创制了“针灸经络玻璃人”模型和脉象模型，先后获得国家工业二等奖和三等奖。为提高中医教学质量，他还制订了“三基”训练项目，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裘沛然在讲课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则在临床亲自操作向学生示范。他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从事专业和为群众服务的实际锻炼。
1980年，裘沛然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例如，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径：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袭沛然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对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裘沛然在1979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查工作，对振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政府献计献策。
自1958年以来，裘沛然主持和参加编写的讲义、著作达26种，如主持编写的有：《针灸学概要》、《针灸学讲义》、《经络学说》、《腧穴学》、《刺灸法》、《针灸治疗学》、《针灸学》、《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还参加编纂《辞海》、《汉英医学大辞典》，审定《中医人物词典》，编审《针灸学辞典》，所撰论文30余篇，其中一篇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另一篇获全国十家期刊优秀论文二等奖。他的力作《壶天散墨》一书，议论精辟，文笔优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裘沛然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学者，他以广博的文史和科学知识，被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他虽将近望八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识浅薄”、“名浮于实”而勤奋不倦地研究学问。裘沛然能诗善文，1989年除夕之夜，曾感赋一绝：“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称医。”寥寥数语，体现了他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追求真理的精神。

中医理论方面的建树

裘沛然在学术上远绍旁搜，对灵素仲景之学及历代医学理论的沿革发展研究颇深。在经络的研究、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心得、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撰写了20余部著作。
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施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天士创温病论，他提出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在中医界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沛然经长期研究认为，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他首先从病证概念作缜密的考证，并以充分的资料说明，“伤寒”这一名词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中还有许多具体病名、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在《伤寒论》中亦基本论及，伤寒与温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义语。再从实际内容分析，伤寒论以八纲为主导，以经络脏腑(包括三焦)为基础，从病邪的性质、受病的部位、正气的盛衰、证候的表现而辨证施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共同依据。温病乃伤寒的一个分支，当然也不例外。仲景《伤寒论》昌明六经分经施治的原理，正是说明经络与脏腑及卫气营血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且六经本是包括三焦，卫气营血的临床表现不能逾越经络脏腑的证治范畴。温病与伤寒分割论者搞乱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的关系，割裂了经络与脏腑之间的多种有机联系，从而破坏了中医学中整体性和辩证性的基本理论”。
据此，裘沛然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学说的研究“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这是裘沛然对经络学说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概括。虽然目前的科学水平无法找到其实质内容，随着科学的发展，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能从实验中寻找到某些有关经络的线索，而经络的传感现象更为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实。经络在人体生理情况下担负着转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针灸的循经取穴和药物的归经理论的例子，都说明它在临床应用方面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裘沛然指出，经络包括“点”、“线”、“面”3个部分。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俞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及标本，根结之类。经络在人体分部的情况，不仅仅是“线”或“点”的联系，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关于十二经病的“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历代医家或从阴阳气血论，或从本经他经论，或从内因外因论，或从经络脏腑论等等。裘沛然认为，历代诸说虽各言之近理，但《内经》中“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脉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由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俞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他分析是动的“动”字，示经气之动乱，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它之所以分成两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材料之汇合”。据此就不难理解它们在内容上既有重复，也有补充。
关于奇经八脉问题历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明代李时珍独对此作过整理阐发。50年代裘沛然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文章首先肯定奇经八脉具有“经脉”的性质，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兼具“络脉”的特点，发挥着联络、灌溉的效能；加之其在走向径路与脏腑联系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经脉，故以“奇”命名。他归纳奇经有联系、渗灌、统辖、主导诸经的生理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奇经八脉的病候及其治疗多不甚深究。裘沛然对此别有心得，认为“中医临床应用的药物与方剂，几乎无不可以治奇经疾患”，针灸治疗亦然，除任督二脉外，其余六脉脉气所发之穴位，均附寄于十二经脉的俞穴，故在治疗配穴上有相通的意义。”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的经脉或脏腑范围，采用能入原来经脉的方药或俞穴，运用得当，即可获得佳效”。
关于各家学说的研究裘沛然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研究尤多独到之见。1977年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积其多年研究成果并汇集诸同道之长，编成《中医历代各家学说》。他研究各家学说主张不先存成见，既不轻易否定，也不盲目接受。特别对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提出己见。
明代医家张景岳以常用熟地而遭后世不少医家的贬斥。裘沛然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躬亲实践，深知景岳有独到之长。仅以金水六君一方为例，他常常用大剂量的熟地、当归配合半夏、获苓、甘草等，治愈了不少用一般常法久而无效的痰涎壅盛、气急胸闷、纳呆苔腻的疑难重证。一破百余年来所谓胸闷纳呆忌用熟地的禁区。他由此感叹医生“可为而不可为”，并服膺“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可贵的名言。
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中医学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裘沛然对丹溪学说的研究颇多独到。他归纳其学术特色有6条，即生命延续皆由于动，凡“动”皆属于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相火妄动则可致病；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阴精有奉，则阳气始终鼓荡于生命的全过程，故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发生疾病多因正气虚，故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可致气滞，而气火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相附着；刘河间主火而未能深明火的燔灼之源，李东垣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养身之功，张子和主攻，未免忽视正气在治病中的关键作用，朱丹溪吸取了三家之长而补其偏；朱丹溪处方用药一扫宋代刚燥积习，着重补阴和清、泄、利、散及疏调等。
裘沛然还对唐代医家孙思邈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他倡言“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并系统研讨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近6000个处方，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给人以很大启示。后世有些医家对孙氏某些处方的“庞杂繁乱”颇有微词。裘沛然通过艰难摸索和临床体察，乃悟其方之杂正是奥妙之所在。姜桂与大黄并用，人参与硝黄相伍，体现了“制方之反、激、逆、从”的妙用。故他在晚年治疑难杂症，亦常效法思邈，以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而起沉疴、愈危疾。

历代医家都认为温病学说开创于明清时代，裘沛然则指出孙思邈是“温病治法的创导者”，并以大量的例证说明治疗温病的表理双解、气营两清、清热解毒、甘寒生津、芳香开窍等治温要法，实胎息于《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温病治疗作了溯流探源的揭示。
关于养生观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他认为养生的根本在于“全神”。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沛然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他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天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如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治疗疾病的任何手段和措施，都是通过“神”的功能发挥其治疗效应的。倘若病人到了“神不使”的境地，药虽对症也难以为功。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澹宁静的境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保持和达到人原来应享的年寿的关键。
裘沛然指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多做好事，自然心安神怡，形劳而不倦。至于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但七情之发贵乎“中节”。所谓“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如七情过度可伤神，神伤则致百病。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内经》提出“生病起于过用”。情志活动、房室劳逸、饮食五味等，均须“动而中节”，不可过用，过用则病。
裘沛然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使精气神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沛然所倡导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并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非常重视养生的地位，曾在报上著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治疗疑难杂症的经验

裘沛然在临床方面亦具有丰富经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所写的《疑难病证的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1987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该论文总结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培补脾肾法、斩关夺隘法、随机用巧法、医患相得法等8种疗法，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医界评之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佳作。
轻剂起沉疴“混沌”疗痼疾“假兼备以辜中，借和平以藏拙”这是清代医家叶天士对当时一些医生临症盲无定识，用药轻淡塞责的针砭之辞。袭沛然认为，叶氏之呵斥，确有必要，但他对上述两句话的含义另有新解。他指出，“兼备”与“和平”本非坏事，病情错综万变，往往虚实互见，寒热夹杂，治疗就应全面权衡，统筹兼顾，处方往往假“兼备”而获奇中，如果真正能用“和平”之品以起深痼则更值得称道。
他早年曾治疗一痢疾危证。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二旬，已濒危殆。中西医历治无效，已到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的险恶阶段。裘为之处一方，方中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似乎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谓“混沌而又混沌”。结果药后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二剂而病痊，病家为之惊喜。说明“兼备”法并非杂凑成方，其中寓有缜密和巧思。
裘沛然认为，对治疗疑难危重病证来说，使用峻烈之品愈病，已经算是一位不错的医生，但总称不上良工。这是因为峻烈药品多伤元气，病虽得愈，体力暗耗，终究不是理想的治疗方法。如果能用性味平和的王道药物以解决问题，既去邪又不伤正，“平淡之中见神奇”，就比使用峻药疗病高明得多。他曾用玉蝴蝶、冬瓜子两味，轻起某些遍医无效的久咳水肿患者。一位晚期肝癌患者，医院已判定最多只能存活3个月，裘用平和的养正徐图法，培补脾肾，精心施治，竟然存活了10年(后卒于心脏病)。类似这样的验案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弥可珍贵。

古方治今病推陈出新意裘沛然十分重视古方的继承和发扬，诊务余暇，喜欢研阅方书，揣摩古人的医话医案，从中吸取营养，为现代临床服务。例如，他曾以乌头赤石脂丸合丹参饮，治愈因心阳式微，阴寒盘踞心胸，历时5年反复发作的胸痹；用红蓝花酒伍生脉饮加味治疗心阴亏损、血虚气滞的心痛；温经汤原为冲任虚寒、月经不调而设，抵当汤则主治太阳蓄血证，他把两方活用于治疗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绞痛，使缠绵数十载的顽疾，得以控制；葶苈大枣泻肺汤专泻肺中痰热，用治心痛的报道极为罕见，他却以此方合桂枝生姜枳实汤，治疗一高年心痛患者，三诊痛止病愈，照常参加工作。
裘沛然经常对学生讲，运用古方治今病的关键在于“精熟”两字。学习古方必先领会立方原意，洞悉其中精微，才能融会贯通。临床上古方今病能够合拍者并不少见，在应用古方时，有时需把握主症即可以成方加减损益而奏效；有时则用古人原方而建奇功。组方有成法，用方要知常达变，而变化之妙，存乎一心。
既不离于法又不为法拘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裘沛然经历了众多的各种复杂病证，从而体会到治疗疾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他曾经治疗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哮喘病，对其中属于寒饮咳喘之证，每以宣肺降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获痊愈或缓解。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说，也有一定的体验。然而1970年他治疗一痰饮患者，症见剧烈咳嗽，昼夜不停，气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病员体形肥胖，舌苔白腻，脉见沉弦。裘沛然先后用过温、化、宣、降以及涤、消、攻、逐诸法，也丝毫未瘥。不得已改拟黄芩、生地、龙胆草三味，大其剂量，与服2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嗽十减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续服数剂而病瘳。病家狂欢，他亦惊喜不置。病属寒饮，乃投苦寒而得手，实属“法外之法”。
立法处方用药崇尚精奇巧博裘沛然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的体验，觉得要提高疗效，可概括为“精、奇、巧、博”4个字。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他在为心脏病患者治疗时，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一味药不更动，只是在剂量上稍加斟酌，如甘草，桂枝，一般各用20克以上。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曾屡更医生，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改服仲景原方后，不少病人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
立法宜奇。裘沛然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方用河子30克，黄芩30克，龙胆草9克，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2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一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 用药在巧。裘沛然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杼而治愈顽疴宿疾，他对一些屡服中西药无效的支气管哮喘、消化性溃疡、心血管疾患、顽固性偏头痛、原因不明的高热、红斑狼疮、肝脏疾患等比较棘手的病症，别有一套辨治方法，但有时则往往在前医方中更改一二味，或略变动部分药物的剂量，使本来无法医治的疑难病证，进入逐渐转机的坦途。
关键在博。裘沛然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一个医生掌握的治病方法越多越好。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气血两虚等皆可致眩，许多与此相应的古方，更是治眩所不废。医生胸中如有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泛应曲当而得心应手。

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

裘沛然十分重视中医教育的教材建设。1958年他刚进入上海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即着手教材建设，带头编写针灸教材。在短短4年中，针灸教研室便出版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6部著作。1960年和1964年，裘沛然两次受命卫生部担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中心组成员，1977年又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他全力投入工作，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阅修改任务。
裘沛然还为加强中医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训练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64年春季，他受上海中医学院委托带领工作小组负责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和基本训练项目两个方案的起草工作。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拟订了《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对中医各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根据其不同性质，分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简称“三基”)3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六年制中医专业基本功训练项目》，对中医专业的各门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列出分段进行训练的计划。“三基”训练的实施，对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裘沛然曾担任多门课程和各种层次班级的教学工作。教学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他把握3条：一是首重培养医德；二是以务实的精神研究学问，不尚浮夸；三是为病人服务要全心全意。要求学生做到的，裘沛然自己必先身体力行。在多次带领学生下乡中，他总是以身作则，热诚地为农民群众服务，深获乡亲们赞扬和学生的尊敬。

可贵的治学精神

裘沛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贡献，同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勤奋、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他家中虽藏书万卷，一生浪迹书海，然而他却常说：“读书越多，越觉知识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首先，裘沛然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他自己也说，自己“一生治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又不断进取的过程”。在学习与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循名责实”，从不为“名”所惑。比如，历代治《伤寒论》之学者不下数百家，其中不少医家随文解义，陈陈相因，关于伤寒六经概念的认识就十分紊乱，有“六经非经络”、“六经是症候群”、“六经是六病”等等说法。裘沛然对此问题采取循名责实的研究方法。认为“名”可以任意而巧立，“实”不能随心而改变。他指出，六经是否是指经络，其关键要看六经病的实质所指。《伤寒论》中明确记载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灸少阴七壮”等大量论述，如果六经非经络，则少阴不知灸在何处？伤寒病的“传经”如果离开了经络，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变？六经病的临床症候倘若离开经络脏腑则其病理变化无着落处。又如，常用中药升麻，自金元时被张元素说成有“升阳”功效后，大医家李东垣、李时珍越益昌大其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奉其说。裘沛然通过自己长期的临床验证后，大胆地对升麻性能提出了疑义，以令人信服的考证，论证了升麻是解毒凉血清热之良药。
裘沛然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早年在私塾中课读时，除学习古籍外，对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也广泛涉猎。后来致力于医学，其阅读求知的面远不局限于医籍。在历代医家中，他尤心折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等学识之广博。在他的万卷藏书中，除医学书籍外，文史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竟占1/3以上。裘沛然在医学上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专业以外的广博知识。他常常说，各种学问，研究到了高深的境界，往往是相通的。由博返约无疑是治学的一个要领。他认为，即使从临床治疗的具体实践来说，品评医生水平的高低，也应看他对每一种病所掌握的治疗方法之多少。有了“博”才能返“约”，才能在临床时左右逢源。在他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作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200余种治病方法，博采了中医的众多的治疗手段，从而走向由博返约的道路。
务实精神是袭沛然治学方面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必须务实。务实，不仅是学风问题，乃是正世道而兴邦国的一门大学问。本着这种精神，他对古代的一方一药都认真对待，究其所以。比如，“圣散子”是一张著名的古代“家传秘方”，据《苏沈良方》记载，该方能治疗外感一切疾病，可无问伤寒瘟疫，阴症阳症，“其验特异”。苏轼、庞安常等名家曾大力宣扬其方，云其活人无数。而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却说此方“杀人无数”。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裘沛然从该方实际功效的分析对“圣散子”的适应症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进而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对宋代社会背景、医界风尚等的研究和考证，发现原因是宋元时代盛行“一方统治诸病”，崇尚“成药万能”。他认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废医存药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在当前“中医现代化”的潮流中，不少人纷纷引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新观点、新学说来阐释中医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其中用新奇的词汇以炫耀中医者有之，对中医学蔑视贬低者亦有之。裘沛然认为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务实态度。他提出，研究中医学，首先要学好中医理论，并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关键要深入了解中医学的全面内容，而后再用科学手段加以整理和逐步提高。不仅对学习中医理论要务实，临床总结要务实，而实验研究更特别要求务实，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50多年来，裘沛然不仅潜心寝馈于中医学术，而且特别关心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近几年来，他讲演著文，奔走呼吁，积极为决策部门献计献策，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与建议。他一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对中医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王庆其)

简历

1916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1928—1930 年随叔父裘汝根学针灸。
1930—1934年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
1934—1958年在浙江慈溪、宁波及上海市行医。
1958—1977年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针灸学教研室副主任，经络学、内经、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
1978年任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主任。
1979年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论著

1裘沛然．壶天散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袭沛然主编．中医历代各家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3裘沛然参与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4裘沛然参与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5袭沛然参与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综合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待出版)．
6裘沛然主编．上海名医学术精萃．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
7裘沛然主编．新编中国针灸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8裘沛然主编．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

 

[却波渔翁]

科学人物中医篇---邓铁涛2004-6-4 14:56:00信息来源： www.cpst.net.cn
科学人物中医篇---邓铁涛
邓铁涛

(1916— )

邓铁涛，中医学家。50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于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新的见解。临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邓铁涛生在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1932年9月，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期间，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1937年8月，邓铁涛完成学业。5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甚丰，博大精深。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1938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4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1956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4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其所学与抱负才得以发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冲击，但始终未能使他放弃钻研中医。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部先后召开了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西安会议，中医事业的形势逐步好转。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要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发展传统医药，特别是1986年12月20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邓铁涛为中医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高兴，更激励他投身到振兴中医事业的工作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他曾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处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曾担任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委员和该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论文著述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获省出版成果三等奖。参加编写的《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词典》、《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获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市科技成果四等奖。邓铁涛常说：“个人学术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

从实践中探求中医理论真谛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
“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7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80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五行学说之研究60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1962年11月16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1975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1988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
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5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70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3月24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1983年4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1984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2至4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60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157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14．6%~40%，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5~1．5倍，吞噬指数提高0．2~16．7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162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
70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80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1986年10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4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252例，取得了总有效率98．8%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94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1991年1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 、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50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1956年11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24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60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157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1984年8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1983年2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3名是外国留学生)。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40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50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60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振兴中医情深意切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1984年3月18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20世纪80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1984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2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1986年6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1985年10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作者：邓中光)

简历

191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钱岗乡石蛟村。
1937年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1938—1941年与同学数人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在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行医。
1941—1949年在穗港及武汉等地行医。
19501955年受聘于广东中医专科学校(1953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后任教务主任。
1956年—至今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现任中医内科教授。

主要论著

1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
2邓铁涛主编．中医简明教程．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3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修订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
4邓铁涛主编．中医学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
5靳士英，邓铁涛，姜国屏等．新编中医学概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
6邓铁涛，欧永欣，林建德等．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7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修订5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8方药中，邓铁涛，李克光等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9邓铁涛主编．中医名言录．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10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参考丛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11邓铁涛主编．实用中医诊断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12邓铁涛主编．奇难杂证新编．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3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4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15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8．
！6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8)．
17邓铁涛．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中医杂志，1956，(11)．
18邓铁涛，何霭谦．乙型脑炎治例小记．广东中医，1958，3(10)：1114．
19邓铁涛．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光明日报，哲学版，第367期，1962年11月16日．
20邓铁涛．癃闭治验两例．广东医学．传统医学版，1965，(6)．
21邓铁涛．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新中医，1973，(1)．
22邓铁涛．冠心病的辨证论治．中华内科杂志，1977，16(1)：40—42．
23邓铁涛．硬皮病治验．新中医，1977，(6)：19—20．
24邓铁涛．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中医治疗与体会．新医药学杂志，1977，(7)．
25邓铁涛．略谈四诊．新医药学杂志，1978，(6)．
26邓铁涛．高血压病辨证论治体会．新中医，1980，(2)．

参考文献

〔1〕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2〕李向明，陈光曼，王瑞廷等．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略．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70—76．
〔3〕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8．
〔4〕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年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494、496，1986：408．
〔5〕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1—8．
〔6〕刘小斌．广东中医育英才．广州：广东省卫生厅，1988：119—124．
〔7〕陈敏章，贺建国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二卷．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95—397．
生物谷网站 http://www.bioon.com

 

[却波渔翁]

科学人物中医篇---何任2004-6-4 14:59:00信息来源： www.cpst.net.cn
科学人物中医篇---何任


(1921— )

何任，中医教育家和临床家。长期潜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临床长于内科、妇科病的治疗。喜用“金匮方”，对湿温急证以及胃脘痛、崩漏等疑难杂病疗效显著。对《金匮要略》的研究，颇见功力，著述甚丰。




何任，字祈令，别署湛园，1921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市一个世医家庭。父亲何公旦是杭州颇负盛名的中医，就诊者远及湘、滇、蜀、粤、苏、鲁等地。家庭陶冶，使何任从小就萌发了学医志趣。中小学时，除涉猎《四书》、《史记》、《古文观止》等书外，还熟读了《本草备要》、《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等医书，这对他以后医学深造，奠定了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烧到浙江，何任一家避难到浙东缙云乡间。1937年7月他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插班生。当时的医学院设备简陋，环境艰苦，何任只能住在里弄中一个小亭子间里。他每天除上课之外，便刻苦自学，潜身于图书馆的医书之中，还经常向中医和西医各科老师请教，遂使他对中医理论和诊治疾病的方法逐步有了全面的了解。4年后，何任于新中国医学院毕业。此后不久，其父逝世。当时江浙一带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急性传染病随处可见。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中医何任沉着应诊，并不断地总结、摸索诊治温病的规律，使许多危重病人转危为安。1947年，他在杭州开设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何任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身于人民共和国的中医事业。他先是负责杭州市中医协会工作。1955年负责筹建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并任副校长。1959年该校发展成为浙江中医学院，他担任副院长，1979年被任命为院长。1984年，开始任浙江中医学院顾问。近40年来，何任潜心于中医教育事业，从学校的学制长短、课程设置，到教学计划，学生工作等，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实践；他长期坚持临床医疗，经验丰富，屡起沉疴；在教学、医疗之余，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医学术，勤于著述，出版了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等7种，在国内外中医药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是我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知名专家。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中医学会副会长、会长，浙江省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主任医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何任还是第四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起，为全国人大代表。

为中医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中医传统的教学是以师带徒方式进行的，这对多培养中医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是不够的。早在1947年，何任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平时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函授教材，初步积累了办中医教育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何任在主持浙江中医进修学校、浙江中医学院教学工作期间，率先开展中医函授教学，于1957年6月在学校内设立函授教学部，招收在职内科中医师等函授学员400名，采用自学、小组讨论、大组座谈，印发学习资料和巡回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对全国中医界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医函授教学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我国的高等中医教育是在实践中摸索、逐渐建立起来的。50年代虽然各地相继建立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学院，但对怎样搞好高等中医教育仍无较完整的经验可供借鉴。从教育计划到教材编写，从教学方法到学生临床见习，实习的安排，都处在摸索中。何任在担任了浙江中医学院的领导职务以后，亲临教学第一线，给学生讲课，批改作业，带学生临床实习。前后讲授的课程就有《中医诊断学》、《中医各家学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等多门。他每上一堂课都认真备课，并十分讲究授课艺术，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条理清楚，说理透彻，深受学生的好评。何任还非常注意按照中医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教学，并善于从实践中找出规律，加以总结提高。他认为，中医学院与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学相比有它自身的特点。因为中医不少理论常常是取类比象，还有不少问题难以口授，需在实践中体会，掌握。例如脉象往往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所以学生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之后就应该注意早临床、多临床。1956年、1964年他分别在《浙江中医杂志》上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研究中医教学的论文。
何任在教学中十分注意传授学习方法。他提出治学应“五宜三忌”，一宜坚实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三宜熟读背诵，四宜兼及他学，五宜珍惜寸阴；一忌道听途说，二忌浅尝辄止，三忌贪多务得，对青年学生很有帮助。1962年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撰写了《谈治学》一文，发表于《浙医校刊》第206期上。该文在全院师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教师以教好学生为己任，学生为学好专业知识而努力，全院治学蔚然成风。
30多年来，何任一心扑在中医教育事业上。从筹备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到建立浙江中医学院；从浙江中医学院办学初期单一的本科生教学层次，到1983年发展成7个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包括各种进修班在内多层次的教育格局，走过了一条艰苦创业办学之路，为国家输送了数千名中医人才。




治病善用经方

何任学验俱丰，从医近50年，始终坚持医疗工作，临床以内科、妇科为主，悉心诊治，务求疗效确凿。
对内科杂病，何任常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之经方，尤以《金匮要略》方取效。他认为，仲景之经方，组方有法，配伍有制，运用恰当，疗效确凿。例如用麻杏薏甘汤治疗表湿，用小青龙汤治疗喘息，用风引汤治疗癫痫，用下瘀血汤治产后瘀闭，用当归芍药散、温经汤治妇科病，用金匮肾气丸治肾炎，用桂枝获苓丸治子宫肌瘤，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风疹，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痰喘，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狐惑病，用赤小豆当归散治疗便血，用半夏厚朴汤治疗梅核气，用甘麦大枣汤治疗脏躁证等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曾有一中年妇女患者，西医诊为“脑萎缩”，神情呆滞，步履困难，经何任投四逆散加味14剂，步履自主，言语对答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之纯熟。
何任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于湿温研究尤深。湿温是时病中的大证。他在“谨守病机，细心体察，随证施治”原则指导下，常常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一湿温患者，初则根据表湿的症状投以豆卷、豆鼓等解表化湿之剂；继则根据身热、胸部红疹、神昏，投以三仁汤、竹叶石膏汤、安宫牛黄丸；尔后又针对突然大量便血，四肢厥冷，脉细如线，而急投别直参、黄连阿胶汤合犀角地黄汤，使患者便血止而神志转清，最后以益阴和胃之剂善后治愈。他认为治湿温病要胆大心细，初则芳化表散，次则清化，终则滋养。此是常法，临证却要注意通常达变。他治急证亦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误食野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情况下，他以玉枢丹为主药，单纯用中药治愈了这一重病人。
何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的“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引起的脘腹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已被浙江中医学院制剂室制成“脘腹宁”膏剂，试用于临床，颇受欢迎。1987年他还根据自己临床积累的经验，研制了具有和胃、醒酒、消胀、助消化作用的“舒胃宝”，已正式投产，为中医药事业增添了光彩。
对妇科病，何任则继承家学，多采用傅青主方，以取其“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对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老妇下血用安老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对治崩漏、他采历代女科之长，本“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宋代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对久崩不愈者，则采用通补奇经法为治，常收到满意的效果。
何任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强调脾肾之重要。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对白血病、糖尿病、癌症等，分清邪正盛衰之程度，重视从培本论治。何任曾治疗一位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经许多医院治疗无效的患者，他用“疸久不愈当补脾”的培本法，很快得到治愈。在方药的选择方面，他崇尚少而精，重在药证相对。对慢性疾病则倡导“验不变法，效不更方”，反对轻率改法变方。他还善于辨证与辨病结合，选用单方、单药治疗疑难重症。

潜心于《金匮要略》的研究

《金匮要略》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最早的内科杂病方书，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但因年代久远，文辞晦涩，错讹颇多，亟待整理研究。有感于此，40余年来，何任从理论到临床，孜孜不倦地对该著作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内外研究《金匮要略》的知名专家。50年代，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尚且不多，195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何任的第一部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金匮要略通俗讲话》。1960年又出版了他的《金匮要略归纳表》。前者将深奥的《金匮要略》原文，用浅显的白话表达，使其通俗易懂；后者则是他从事《金匮要略》教学的经验体会，将丰富且又琐碎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加以归纳。这两部书的出版，对中医界学习和继承《金匮要略》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自1958年问世后，前后印刷5次，印数达20万册。《金匮要略归纳表》则广为《金匮要略》教学所使用。1981年、1983年他又在上述基础上，将多年临床应用《金匮要略》方剂的经验、体会加以补充、发挥，分别出版了《金匮要略新解》和《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鉴于何任研究《金匮要略》的造诣，1983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卫生部科研项目——“《金匮要略》整理研究”，并承担全国《金匮要略》函授教材的编写。在从事“《金匮要略》整理研究”这一科研工作中，何任选择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孤本——元·邓珍刊本为校勘的底本，悉心校勘，补缺正误，剖析疑难，历时4年，三易其稿编成《金匮要略校注》一书，1988年9月通过了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专家审定。专家们称之为当今《金匮要略》的最佳版本。
何任研究《金匮要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早在1981年10月北京“日中《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上，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藤平健就曾赞扬何任的有关《金匮要略》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1985年12月他应日本东京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日本东京作《张仲景方之应用》的讲演，并同时为东洋学术出版社作“《金匮要略》之认识”的学术讲座，深得好评。东京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医学博士桑木崇秀先生称何任为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者”。

除《金匮要略》外，何任对《伤寒论》等其他古典医著亦有广泛而深刻的研究。40多年来，出版的著作有15种，撰写的学术论文近百篇。 数十年来，何任在中医药园地里辛勤耕耘，成绩斐然，深受中医界的同道和师生们的好评。1978年他出席了第六次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代表大会。1981年10月8日《浙江日报》第四版以“献身于洁白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何任的事迹。现在他虽年逾古稀，仍壮心不已，不知疲倦地奋战在中医教育、医疗、科研战线上。“老年明知夕阳短，无待扬鞭自奋蹄”，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外宾接待室所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者：何若苹)

简历

1921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40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1947年创办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
1950—1953年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任委员。
1955—1959年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1959—1979年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
1978—1983年任浙江中医学会副会长。
1979—1984年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主要论著

1何任．实用中医学(第1~3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1947．
2何任．医摘便览．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1949．
3何任．金匮要略通俗讲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
4何任．金匮要略归纳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
5何任．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白话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
6何任．金匮要略新解．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7何任．何任医案选．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8何任．金匮要略提要便读．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9何任．何任医论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10何任．金匮要略讲义．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11何任．湛園医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12何任．金匮要略解说(日文版)．东京：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1988．
13何任．金匮要略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14何任．金匮要略语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15何在中医对心脏病的认识和处理．中医杂志，1955，(5)：14—16．
16何任．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浙江中医杂志，1956，(试刊号)：1719．，
17何任．几种有痛症的疾病在祖国医学上的认识．中医杂志，1956，(4)：174—179．
18何任．略述多寐证的论治．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11)：29．
19何任．眩晕证论治．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5)：1011．
20何任．痫症议治．上海中医药杂志，1984，(2)：16．
21何任．消化性溃疡的中医治疗(专题笔谈)．中医杂志，1984，(8)： 4—5．
22何任．对《伤寒论》方药的认识和应用．中医杂志，1984，(12)：45．
23何任．肿瘤扶正去邪治法蠡测．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5，(1)：14．
24何任．肺炎(专题)．中医杂志，1985，(3)：12．
25何任．高血压(专题)．中医杂志，1986，(2)：11．

 

[却波渔翁]

科学人物中医篇---吴贻谷


(1922— )

吴贻谷，中医药文献学家。在数十年文献研究工作中，主编了一系列具有权威性的中医药著作。50年代，在西医学习中医教材的编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长期坚持中药学工具书的编纂，取得建设性成果。




吴贻谷，1922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一生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同时兼习岐黄技术。伯父吴越人、父亲吴佛缘则同为本县一代名医。吴贻谷6岁时进私塾读书，14岁时奉父命拜伯父为师，得到伯父的悉心传授与栽培。在从师的8年中，他自觉勤奋学习，前4年在伯父指点下，钻研必读医籍，同时临症见习，奠定了初步的医学基础；后4年吴越人体弱多病，精力日衰，由吴贻谷襄诊，分担部分门诊和全部出诊工作，1944年其伯父逝世后乃独立开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政局动荡不定，百业萧条，经济枯竭，人民困苦。吴贻谷既遭嗣父之丧，又系初出茅庐，业务清淡，在维持家庭生计中走过了一段艰难历程。1950年与同道组成联合诊所，1951年6月便参加东台县卫生院工作。由于当时县级医疗机构尚未开展中医业务，他被分配处理文书及卫生统计工作。1955年，江苏省创办中医进修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全省中医业务水平，为广泛深入开展中医工作培训人才。吴贻谷经县卫生行政主管机关选定，保送入校。他在承澹盦校长及时逸人、宋爱人、叶橘泉、邹云翔、曹鸣皋、王慎轩、江育仁等知名中医专家的亲自讲授下，系统温习了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各科课程，并选修了现代基础医学。通过进修，不仅巩固与增强了他原有的医学理论基础，提高了业务水平，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参与了本校当时称之为“交替教学法”的实践，获得一次良好的教研工作训练，深受其益。“交替教学法”具有一定创造性，是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在教学上取得满意效果的重要因素。该校建校之初，聘任的教师多为省内著名的老年中医专家，虽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但缺乏教学经验，难以适应现代课堂教学要求。加以当时没有现成的实用的教材，前期教学，不得已而采用本门任课教师旧有的专著，临时加以改编，以应急需；后期教材也是边写边教。问题的存在，促使学校进一步体会到不培养新的师资、编好新的教材，是很难打开中医教学新局面的，而解决的途径与措施，则是利用在校进修生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原先都是开业医生，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其中不乏理论知识、临床经验、语文修养、写作水平以及演讲口才较好的尖子人物，而且正值年富力强，只需因材而教加以培训，就能多快好省地达到预期目的。因此，第一学期结束后，学校便组织部分学员进行“交替教学法”的实验，其主要方法是：对某一门重点课程，选择数名学员组成一个教学小组，在原主讲老师的指导下，民主讨论，总结教学中的得失，研究修订原则，大体内容和统一要求，然后分工负责修改，最后经老师审核定稿，再分别备课、试讲。新学期开始后，即改由参加教材修改、备课、试教的同学共同完成给下届学员正式讲授本课的任务。第一次及以后多次“交替教学法”实验的成果，使一批批师资脱颖而出，而教材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提高，也更趋于成熟。吴贻谷参加了内经教学小组，也是“交替教学法”的首次实验教学，取得优良成绩，受到了学校奖励。1956年以优等生毕业留校，任内经教研组副组长，担负《内经》课教学任务。1958年学校扩建为南京中医学院后，调至研究科，负责本校系列教材出版前的审修，并任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常委、秘书，开始专门从事中医药科研工作。30余年来主编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权威性中医药著作，为海内外所瞩目。

编写全国西医学习中医急需的教材取得开拓性成果

1955年卫生部率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班，各地亦相继闻风而动，不少医学院校还增开了中医课程，有逐渐形成西医学习中医热潮的趋势。实践中反映出当时西医学习中医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除认识上的问题外，最主要的是缺少适合西医学习中医所用的教材。古代医籍多为文言，加之医理深奥，连一些基础较差的中医读之也觉难解，对于西医来说就更成为拦路虎了。为了解决各地西学中和高等医学院校增设中医课程的需要，卫生部于1957年初特指定在编写教材、培养师资和开展中医教学工作中取得明显成绩的江苏省中医学校，承担这部西医学习中医教材的试编工作。校领导在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骨干教师，集中群众智慧，全力以赴，不足半年时间即基本草成初稿。吴贻谷参与主持编写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1958年卫生部决定将《中医学概论》修改后付诸出版，同时下达了另编一本专用于高等药学院校的《中药学概论》及用于中级卫生学校的《中医学概要》、《中药学概要》两本教材的编写任务。南京中医学院又成立了一个专职班子，以吴贻谷为组长，负责《中医学概论》的全面修改、提高质量和其他3本教材的编写工作。结果，《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均以高速度编、修完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是历史上首次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和广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而编写的正规中医药教材。《健康报》为此发表了评论，认为“本书从理论到实际概括了中医学术的全貌，贯彻中医整体思想……，在指导临床实际上突出地显示出理论的指导作用，把中医学术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法则，也就是将中医的理、法、方、药的整个理论体系作了概括的叙述和分析，克服了古今各家的偏见，把读者引到学习中医的正确方向，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将使西医学习中医，医学院校增加中医课……教材困难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并指出：“《中医学概论》的出版，……是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一个巨大胜利，对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促进中西医合流，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初版《中医学概论》，经一学期的试用后，于1959年初全面征求了各教学单位的意见，由吴贻谷主持修订，并经卫生部直接组织初审与复审，草拟了教学大纲，当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中医学概论的编写与出版，不仅成为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而且被广大中医温课和中医带徒用作参考读物，在全国医学界产生很大反响，据不完全统计，初版、再版，各地先后印刷数10次，发行量累计达100万册以上。在这部著作的编写中，吴贻谷从接受任务到再版修订结束，从起草初稿到参加复审，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严肃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进行工作。在学术上他强调编写《中医学概论》要突出中医学的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要求编写要着眼于中医学理论的系统研究与总结，使学习者能够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中医学，用以指导实践。例如，他认为古代医学中“人与天地相应”的有关叙述，是中医理论体系中整体观念极其重要的部分，但在古典医著里只有散在的记载，有的文简义深，说理不清，有的夹杂唯心主义色彩，难以令人信服。在医疗实践中显得薄弱，往往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有鉴于此，《中医学概论》将此列为一个重点章节，总结性地从“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地土方宜对人体的影响”、“人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机能”和“‘人与天地相应’在医学上的实用意义”等4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发性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吴贻谷还认为讲求医德是中医的优良传统，上自中医经典《素问》、《灵枢》，下至宋、元、明、清历代名医著作中都列有专篇、专章或专节，是对医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良好教材。因此，在初版的附录中列入“医德”一章，后来事实证明，“医德”是高等医学教育中重要的一课。
《中医学概论》的总体框架结构，章节的设置与安排，以及大小标题的确定，都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推敲。在50万字的篇幅中容纳了代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及临床医学的主体和精华，而且做到系统化、条理化，既独立成章，又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反映了中医学体系的基本面貌，这一著作模式在50年代来说是颇有创新意义的，因而受到较高的评价。就在第二版《中医学概论》出版的1959年，吴贻谷被评为学院先进工作者，翌年先后出席了南京市和江苏省的文教群英会。

在中药学科领域长期艰苦努力从事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取得建设性成就

吴贻谷在完成《中医学概论》等教材编写工作中，旋即投入编纂中药学专业工具书的工作。相继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部大型中药学专业工具书《中药大辞典》，以及《中医大辞典·中药分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药学》、国家课题《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中药方剂分支学科等权威性的工具书。其中又以《中药大辞典》一书的编纂时间最长、用功最勤、费力最多。
《中药大辞典》是迄今为止中药学著作篇幅最大的一部巨著，全书共1000万字，选收中药5767味，绘制插图4500幅以上，既广收古代医药资料，又博采现代中外文献，资料取舍精当，编纂体例严密，检索全面便捷，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药学界评论此书：“无论在篇幅、收药数、深度、广度、科学性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本草纲目》的水平”。而为达到这样的水平，编写工作走过漫长、艰辛的道路。
《中药大辞典》的编写工作，是为了适应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展开的。当时中医工具书非常缺乏，应用的还是30年代出版的书籍，内容古老陈旧、精华糟粕并存，远远不能满足医疗、教学、科研等发展的需要。南京中医学院决心编一部比较全面的、实用的、新的中药辞书，起步于1958年冬季，初由少数教师带领部分进修学员进行，1959年冬吴贻谷根据组织安排，率原《中医学概论》编写组人员，转入《中药大辞典》编写组，加入该书编写组中心组参与领导工作，1961年起担任《中药大辞典》编写组组长，直至1979年《中药大辞典》全书出版。此项工作难度极大，从起步到完工历时近20年，实际编写时间亦有13年之久，其中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11月至1966年6月，为编写初稿阶段；第二阶段从1972年4月至1978年，为修改、补充、审稿、定稿、誊清校对、审读清样阶段。当时编写力量单薄，编写经验不足，物质条件既差，又无专用经费，尤其是随着编写工作的逐步深入，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为了澄清一组药物的名实混淆，往往要查阅数十种参考资料；为了追查一个名称的原始出处，有时如同大海捞针；为了改进体例中的某一做法，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不回头返工。作为编写组组长，吴贻谷团结各学科的编写人员，注意发挥集体智慧，克服了多种困难。在工作中他主张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以弥补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在撰写和修审稿件时，他提出“条条追根，字字落实”，成为大家的共识，据此原则，在《中药大辞典》内引用的古今文献，其引文大都经过认真选择，二手资料则尽力查对原著，或追查较早的文献；部分现代临床报道，也进行了通信核实，严格的要求，提高了本书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经过几番拼搏，一部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系统总结中医传统用药经验，基本反映1949年建国以来中药科研成果的图文并茂的巨著，终于诞生。填补了我国现代中药大型工具书的空白，1978年《中药大辞典》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
因为《中药大辞典》实际应用价值较高，初版第一次印刷12万套，尚供不应求，现在此书已有多种版本。其中国内大陆出版两个版本，即1977—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版的初版本，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缩印本；香港一个版本，即香港商务印书馆1978—1980年向海外发行的初版缩印本；台湾两个版本，即1979年台中市昭人出版社编辑部的翻印本和1981年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新编本；日本国一个版本，即1985年东京小学馆全书翻译出版的日文本。据日本《现代东洋医学》杂志1985年第6卷第4号报道：《中药大辞典》经过各领域的专家和翻译100人的努力，用了5年时间译成日文本，于1985年11月在日本出版发行，并介绍说：此书内容最详最新，是中药辞典的最高峰，称作中药大辞典之集大成，的确名实相符，确实是东洋医学和药学工作者必备的名著。


重视中医药学继承强调文献研究中理论总结和人才培养

吴贻谷认为中医药学面临继承和发展两大课题，二者虽应同时并进，不可偏废，但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承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其原因有二：一是发展必须以继承为基础，没有良好的继承，就谈不上发展；二是60—70年代中医药学曾出现人才断层现象，不能设想，一个对中医药学根基浅薄、尚未登堂入室的人，能够发挥有效的继承作用。吴贻谷多年从事中医药文献研究，深深体会到文献研究是继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文献研究的范畴很广，研究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其最终目的则是发扬与发展。在研究工作中，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文献研究中更要善于理论的总结。在编写《中医学概论》时，他强调要从理论角度，系统地总结整理中医学术；在编写中药工具书时，则要求从理论上阐明某药为什么能治疗某病，力求讲清其作用机理。他指出，在文献研究中“温故知新”是重要的，温故知新有双重含义，第一是既温故，又知新，也就是既反复研究古代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又学习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二者并重；第二是温故而知新，即通过研究旧有文献而有新的发现，包括新理解，新体会，使过去模糊的认识得到澄清，作出新的解释。 他还认为，如果把中药看作是防治疾病的重要武器，那么，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医药文献，就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武器，仅有武器，缺乏研究、整理、掌握文献的人，继承就不够全面，掌握文献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开展文献研究工作，人才是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他以积极态度对待人才培养和专业学科建设。无论是青年同事或招收的研究生，他都一样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并十分注意以身作则。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主张边干边学，边学边干，遇有疑难之处，都随时查考，穷根究底，反对“不求甚解”。吴贻谷不论做何项工作，都把质量放在首要位置上，他不赞成“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观点。他在工作中所表现的细致踏实、精益求精、善始善终、埋头实干的精神是一贯的，给人以深刻印象。为适应中医科研工作发展的需要，原《中药大辞典》编写组于1980年改建为中医药文献研究室，1986年再扩建为中医药文献研究所，1987年本专业被确定为江苏省高校系统重点学科，这与吴贻谷多年辛勤劳动是密不可分的。他负责的《中医学概论》编写组、《中药大辞典》编写组、中医药文献研究室，他本人及其所领导的集体曾数次被评为院级、省(市)级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吴贻谷除本职工作外，从1975年起，还先后受聘担任《中医大辞典》编委会委员，《江苏中医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组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年鉴》编委会委员、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委会委员，当选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学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参与有关工作，有的连任10年以上，为中医药事业尽心尽力。
(作者：虞舜)

简历

1922年3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现改为东台市)。
1936—1944年师从伯父吴越人学习中医内科4年，卒业后襄诊4年。
1944—1951年1944年起自设中医诊所开业，1950年起参加联合诊所，任中医师。
1951-1955年在东台县卫生院，担任文书兼卫生统计工作。
1955—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医科班在职进修，毕业后留校。
1956—1958年任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组副组长。
1958-1959年在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科工作，负责教材审修，任本院科学研究委员会常委兼秘书，中医学概论编写组组长。
1959—1981年1959年为中药大辞典编写领导小组成员，1961年起任中药大辞典编写组组长。
1981-1985年任南京中医学院中医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1985—1986年任南京中医学院中医药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19851990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6-现在任南京中医学院中医药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主要论著

1吴贻谷．我对“热病皆伤寒之类”及其辨证方法的概念．江苏省中医学校论文集．1956．
2吴贻谷．正确认识阴阳学说在祖国医学中的意义．江苏中医，1957，(2)：912．
3吴贻谷主编．中医学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第1版，1958；
第2版，1959．
4吴贻谷主编．中药学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第1版，1958；第2版，1959．
5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中医研究所(吴贻谷执笔整理)．“食养”疗法对晚期血吸虫病实验治疗的初步观察．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2)：1—9．
6吴越人原稿吴贻谷整理．小匏庵医话．江苏中医，1961，(7)：47；(9)：39—40；(11)：36；(12)：封3．
7吴贻谷．吴越人先生医案．中医杂志，196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