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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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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医药的研究与应用
在东京的大街上，常常可以发现名叫“一贯堂”、“紫山堂”一类名称的药房。药房贷架上摆着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的中药，如十全大补汤、八味地黄丸、钩藤散、紫云膏等。
中医学，包括中医、中药，在日本叫做“汉方医药”，是秦汉以后传人日本的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日本一些地方，泰朝方土徐福被尊为“医药之神”。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许多中药及中医学经典，对中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更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大约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医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医疗手段。
虽然1868年“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政府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汉方医药”沦落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医道，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方医药”逐渐复兴。其背景是，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对此束手无策，而且以化学合成物质为主要成分的西药对人体的副作用太大；同时西药价格过高，使患者的经济负担沉重。
中医学在日本也被称为“东洋医学”。富山医科药科大学教授寺泽捷年高度评价中医学，称它是个宝库。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确立了自己的“和汉诊疗学”，认为近年来的研究和临床试验已经证实了中医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他在论及西医与中医的特点时说，西医在细密地分析内脏器官、细胞和基因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它不从整体上去把握人体。而“东洋医学”则把人体视作一个“小宇宙”，“心身如一”，通过提高身体自身的活力和恢复体内的平衡来治疗疾病，但是它不能彻底地找到病因。寺泽捷年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建立新的医疗体系。
富山医科药科大学设有“和汉药研究所”，正在积极地采用代化学的分析方法对中药的有用成分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多年来从事中医学普及活动的企业家矢野宥三经过长期摸索，发明了把中药混入食品中的新式药膳——美身面包，并把它推向市场。目前，他还在积极筹建中医学院。他确信，21世纪将中医学发扬光大的时代。
日本不少机构都在从事中医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富山医科药科大学、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岐阜大学、顺天堂大学及北里大学等代表着日本中医学的最高研究和应用水平。此外，还有进行针灸教育和应用的明冶针灸大学。成立于1950年的东洋医学会，现有会员万余人，是日本最大的中医学学术团体。此外，还有日本针灸学会、日本中西医结合学会等各种关于中医、中药研究和普及的团体。津村公司则是规模最大的中药制造厂家，它运用现代化技术生产上百种中成药，在日本中药市场上占70%以上的份额。
据介绍，在日本各种医疗机构里，77%以上的医生都使用中药为患者治疗疾病。被日本政府批准适用“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中药有大约140种。
住我所受的教育。”提及“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而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同时郭沫若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他原先非常坚定地反对中医的态度开始松动，对于中医不再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
十分有趣的是，郭沫若和鲁迅一样，在晚年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新的认识。他曾给安徽中医学院题写了校名，并为《简明中医辞典》等中医类书籍题写书名，还曾服用老中医郑卓人的桑叶酒治愈半侧肢体活动不利。
矛 头
批判的是庸医以及中医落后现象
新文化大家们批判中医虽有其当时认识的片面性，但分析发现，他们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庸医以及中医中所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针对某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中医故弄玄虚、敷衍了事、轻率从事的行医作风，新文化大家对此类现象进行了讽刺。如针对名医陈莲河惯用的奇特药引——用蟋蟀一对，且注明要原配(即在一个巢穴中)，鲁迅辛辣地讽刺到：“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和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鲁迅在《明天》中就写到：“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他中焦塞着。”“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对话，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某些中医医生态度生硬、诊治潦草，丝毫不顾及病人家属的焦急情绪。
缘 由
借批判中医表达救国救民愿望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许多仁人志士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此富国强民，捍卫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了人们的共识，认为只有破除中国传统文化，引进一剂西方文化与技术的猛药才能改革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为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了众矢之的。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杂谈》一文中认为“医”是与中国思想最为密切的四大文化之一。因此，中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成为了双方冲突交锋的主要领域和阵地。对中医的反思与评估，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评估的具体外化。不难认定，新文化大家们言辞激烈地抨击和反对中医，矛头所指不完全是中医本身，而在于批驳支撑和影响中医发生、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在西方文化大举东移的特定时代，中医非常悲壮地成为了大力宣扬科学与民主的牺牲品，它遭受冷落和敌视的命运有其必然的宿命性。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五四新文化大家曾经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他们一方面对中医极力地批驳和抨击，一方面却与中医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同时又由于思想与阅历的变革与时代的变迁，他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矛盾与复杂的过程难掩时代的尴尬与印痕，其间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内涵，值得后人细细思考与品味。
在东京的大街上，常常可以发现名叫“一贯堂”、“紫山堂”一类名称的药房。药房贷架上摆着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的中药，如十全大补汤、八味地黄丸、钩藤散、紫云膏等。
中医学，包括中医、中药，在日本叫做“汉方医药”，是秦汉以后传人日本的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日本一些地方，泰朝方土徐福被尊为“医药之神”。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许多中药及中医学经典，对中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更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大约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医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医疗手段。
虽然1868年“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政府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汉方医药”沦落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医道，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方医药”逐渐复兴。其背景是，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对此束手无策，而且以化学合成物质为主要成分的西药对人体的副作用太大；同时西药价格过高，使患者的经济负担沉重。
中医学在日本也被称为“东洋医学”。富山医科药科大学教授寺泽捷年高度评价中医学，称它是个宝库。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确立了自己的“和汉诊疗学”，认为近年来的研究和临床试验已经证实了中医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他在论及西医与中医的特点时说，西医在细密地分析内脏器官、细胞和基因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它不从整体上去把握人体。而“东洋医学”则把人体视作一个“小宇宙”，“心身如一”，通过提高身体自身的活力和恢复体内的平衡来治疗疾病，但是它不能彻底地找到病因。寺泽捷年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建立新的医疗体系。
富山医科药科大学设有“和汉药研究所”，正在积极地采用代化学的分析方法对中药的有用成分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多年来从事中医学普及活动的企业家矢野宥三经过长期摸索，发明了把中药混入食品中的新式药膳——美身面包，并把它推向市场。目前，他还在积极筹建中医学院。他确信，21世纪将中医学发扬光大的时代。
日本不少机构都在从事中医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富山医科药科大学、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岐阜大学、顺天堂大学及北里大学等代表着日本中医学的最高研究和应用水平。此外，还有进行针灸教育和应用的明冶针灸大学。成立于1950年的东洋医学会，现有会员万余人，是日本最大的中医学学术团体。此外，还有日本针灸学会、日本中西医结合学会等各种关于中医、中药研究和普及的团体。津村公司则是规模最大的中药制造厂家，它运用现代化技术生产上百种中成药，在日本中药市场上占70%以上的份额。
据介绍，在日本各种医疗机构里，77%以上的医生都使用中药为患者治疗疾病。被日本政府批准适用“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中药有大约140种。
住我所受的教育。”提及“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而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同时郭沫若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他原先非常坚定地反对中医的态度开始松动，对于中医不再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
十分有趣的是，郭沫若和鲁迅一样，在晚年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新的认识。他曾给安徽中医学院题写了校名，并为《简明中医辞典》等中医类书籍题写书名，还曾服用老中医郑卓人的桑叶酒治愈半侧肢体活动不利。
矛 头
批判的是庸医以及中医落后现象
新文化大家们批判中医虽有其当时认识的片面性，但分析发现，他们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庸医以及中医中所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针对某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中医故弄玄虚、敷衍了事、轻率从事的行医作风，新文化大家对此类现象进行了讽刺。如针对名医陈莲河惯用的奇特药引——用蟋蟀一对，且注明要原配(即在一个巢穴中)，鲁迅辛辣地讽刺到：“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和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鲁迅在《明天》中就写到：“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他中焦塞着。”“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对话，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某些中医医生态度生硬、诊治潦草，丝毫不顾及病人家属的焦急情绪。
缘 由
借批判中医表达救国救民愿望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许多仁人志士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此富国强民，捍卫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了人们的共识，认为只有破除中国传统文化，引进一剂西方文化与技术的猛药才能改革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为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了众矢之的。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杂谈》一文中认为“医”是与中国思想最为密切的四大文化之一。因此，中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成为了双方冲突交锋的主要领域和阵地。对中医的反思与评估，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评估的具体外化。不难认定，新文化大家们言辞激烈地抨击和反对中医，矛头所指不完全是中医本身，而在于批驳支撑和影响中医发生、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在西方文化大举东移的特定时代，中医非常悲壮地成为了大力宣扬科学与民主的牺牲品，它遭受冷落和敌视的命运有其必然的宿命性。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五四新文化大家曾经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他们一方面对中医极力地批驳和抨击，一方面却与中医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同时又由于思想与阅历的变革与时代的变迁，他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矛盾与复杂的过程难掩时代的尴尬与印痕，其间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内涵，值得后人细细思考与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