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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求解 仲景的方子好像没有用到枸杞菟丝子补骨脂杜仲等常见的补益药

雾里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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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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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的方子好像没有用到枸杞菟丝子补骨脂杜仲女贞子墨旱莲肉苁蓉等常见的补肾药。各位怎么看?
难道他治疗的病人没一例需要用到这些药补肾?
 
最后编辑:
是的,我个人把内服中药治病分两种,一,治病驱邪。二,调理康复。伤寒论是治病救人的书,用一些补肾养肝的药反而会延误病情,邪不外透,尤其是现在,补养之剂横行,患者医者都喜欢,吃也吃不坏人,不管用患者也不怪罪,殊不知后患无穷,这样治病就是害人,最不喜欢动不动就这虚那虚的,补这补那,简直就是在害人啊!
 
是的,我个人把内服中药治病分两种,一,治病驱邪。二,调理康复。伤寒论是治病救人的书,用一些补肾养肝的药反而会延误病情,邪不外透,尤其是现在,补养之剂横行,患者医者都喜欢,吃也吃不坏人,不管用患者也不怪罪,殊不知后患无穷,这样治病就是害人,最不喜欢动不动就这虚那虚的,补这补那,简直就是在害人啊!
谢谢老师回复! 但是房劳虚损类病人确实很多啊,祛邪之后就是老师所说的调理康复还是得用补益类的药啊,但是医圣好像没有在这方面留给后人太多经验。
 
谢谢老师回复! 但是房劳虚损类病人确实很多啊,祛邪之后就是老师所说的调理康复还是得用补益类的药啊,但是医圣好像没有在这方面留给后人太多经验。
古代哪有现代这样的生活条件,缺医少药,吃饭都成问题,那时的调理,喝碗粥就不错了,所以那些“补肾的奢饰品”谁能吃的起。个人愚见。
 
是的,我个人把内服中药治病分两种,一,治病驱邪。二,调理康复。伤寒论是治病救人的书,用一些补肾养肝的药反而会延误病情,邪不外透,尤其是现在,补养之剂横行,患者医者都喜欢,吃也吃不坏人,不管用患者也不怪罪,殊不知后患无穷,这样治病就是害人,最不喜欢动不动就这虚那虚的,补这补那,简直就是在害人啊!
  看罗大伦博士《古代的医生》中讲,徐灵胎生活的时代(康乾盛世),人们用药进补的风气就和现在很相似,徐没少痛斥这样的医生,也不去迎合这样的富家病患。
 
补和攻是相对的。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邪去则正复。尊重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处于童年时代的西医反而做得好,后世中医误入歧途了。除非自身修复能力极差的才需大补,而古医是从食疗和保养去做的。
伤寒里也有甘草大枣人参等,但是《伤寒论》中无纯补剂,相比之下左归右归就out了。因为纯虚证多是突受内外伤的顿虚造成的;渐虚多为虚实夹杂,渐虚无实证者那是修为很好的人。
 
仲景的方子好像没有用到枸杞菟丝子补骨脂杜仲女贞子墨旱莲肉苁蓉等常见的补肾药。各位怎么看?
难道他治疗的病人没一例需要用到这些药补肾?

  你列举的这些补药中:“补骨脂”出自隋唐名医甄权的《药性论》,而“墨旱莲”出自唐朝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的《新修本草》,这两味药可能是张仲景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开始使用的。
 
仲景的方子好像没有用到枸杞菟丝子补骨脂杜仲女贞子墨旱莲肉苁蓉等常见的补肾药。各位怎么看?
难道他治疗的病人没一例需要用到这些药补肾?
仲景能够坐堂行医,可见当时的社会是繁荣稳定的。繁荣稳定的社会,生活富裕,估计“虚”人较少,再者仲景治疗的患者可能以平民较多,故而……
 
  你列举的这些补药中:“补骨脂”出自隋唐名医甄权的《药性论》,而“墨旱莲”出自唐朝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的《新修本草》,这两味药可能是张仲景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开始使用的。
老师研究的太细致了,学习了!
 
补和攻是相对的。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邪去则正复。尊重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处于童年时代的西医反而做得好,后世中医误入歧途了。除非自身修复能力极差的才需大补,而古医是从食疗和保养去做的。
伤寒里也有甘草大枣人参等,但是《伤寒论》中无纯补剂,相比之下左归右归就out了。因为纯虚证多是突受内外伤的顿虚造成的;渐虚多为虚实夹杂,渐虚无实证者那是修为很好的人。
老师怎么看肾气丸? 是补阳吗?
 
仲景能够坐堂行医,可见当时的社会是繁荣稳定的。繁荣稳定的社会,生活富裕,估计“虚”人较少,再者仲景治疗的患者可能以平民较多,故而……
李老师从用药推理到社会现象:080:
 
老师怎么看肾气丸? 是补阳吗?
崔氏八味丸,并非仲景方,其风格介于经方与时方之间。
八味中用地黄、桂枝替代了四逆中的甘草、干姜。甘草只能蓄水,以使阳从阴复;地黄合丹皮另有清营敛表收汗的作用,但由于利尿药多,并无阴盛之嫌,所以这终究是个阳药。
崔氏八味以调和阴阳、调通水道为目的,敛汗利尿,又兼顾滋补气血。阳虚燥寒者切忌。
 
崔氏八味丸,并非仲景方,其风格介于经方与时方之间。
八味中用地黄、桂枝替代了四逆中的甘草、干姜。甘草只能蓄水,以使阳从阴复;地黄合丹皮另有清营敛表收汗的作用,但由于利尿药多,并无阴盛之嫌,所以这终究是个阳药。
崔氏八味以调和阴阳、调通水道为目的,敛汗利尿,又兼顾滋补气血。阳虚燥寒者切忌。
原来这不是仲景原创的方子。提到肾气丸一般就认为是补阳的,为什么阳虚燥寒忌用呢?
 
仲景的方子好像没有用到枸杞菟丝子补骨脂杜仲女贞子墨旱莲肉苁蓉等常见的补肾药。各位怎么看?
难道他治疗的病人没一例需要用到这些药补肾?

  先看看医圣所处何世: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的社会,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物资极度匮乏。
  再看看仲师多治何人:战场上受伤的士卒,终日辛劳却难解温饱的虚损乡民,食不果腹的染病难民。
  然后看仲师常遇何症:艰苦的时代,食不果腹而阳气衰弱,衣不蔽体而易感伤寒,民众会多患何症。

  是补肾气重要还是补脾胃重要,是补脾胃急迫还是驱寒邪急迫,是肉丛蓉易得还是甘枣芍更简便廉?
  再说平素虚弱、病体初愈的人,脾胃运化能力很差,运化不动这些太补太腻的药,多用伤身又浪费。

  吃补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果吸收得进去,第二个问题就是补进去的药效如何去到需要它的部位。
  所以人们常说“调补”,只补不调,要么补不进去,要么补不到位,反而妨碍脾胃运化,助生水湿痰邪。

  其实仲师不仅很重视用补,而且很善于用补。调补同施,以调促补,
  以补虚为主的经方,多数都有温阳健脾药,多建构在调和营卫之上。

  伤寒论共百余个经方,其中有四五十个,将近一半都用了甘草大枣,
  虚人感冒用的解表剂[桂枝汤]一共才5味药,其中有3味都是补药。

  不要小看便宜又易得的补药,如大枣,补气血效果好,还能健脾胃。
  叹服仲师组方精妙,用药准、省,把简便廉验四大标准做到了极至。

  用“简便廉验”四大标准来综合衡量,
  健脾益气有堪比大枣甘草党参的吗?
  补血养阴有胜过当归芍药麦冬的吗?
  滋养肝肾有强于山药萸肉地黄的吗?

  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肉苁蓉、杜仲在当今自然有其用武之地,
  但如果回到张仲景生活的那个年代,又有没有使用的需要和必要呢?
 
李老师从用药推理到社会现象:080:
疾病本身就是社会现象,疾病的流行、发生与社会有相当的关系,我们认识疾病、治疗疾病又岂能置社会于不顾。
呵呵,仲景也不是不补肾的噢,金匮肾气丸是也。
 
仲景能够坐堂行医,可见当时的社会是繁荣稳定的。繁荣稳定的社会,生活富裕,估计“虚”人较少,再者仲景治疗的患者可能以平民较多,故而……
:021:以下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可以参考。
东汉末年是指从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指东汉末年亡国前夕,直至曹丕篡汉或三国鼎立(东吴孙权于229年称帝)结束,持续36年(或以东吴建国计,为45年),这段时间内军阀割据,彼此混战。东汉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越加尖锐,地主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加上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对地方过度放权,因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而这些割据势力又有著不同的兴起过程与发展脉络,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多元面向

时间
  • 公元184年-公元220年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而人民饱受此现象的苦果,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他们于是纷纷起来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著名者是黄巾之乱
时代的动荡不安,也使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他们一开始靠著自己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军队保卫家园,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拥有私人武力的军阀,如曹操、刘备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中央政府由于不修政事,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反而需要他们维持地方稳定。
地方豪强发展到后期,又逐渐分化为士族与寒门两个阵营。其中,士族在土地与权势,占有了优势,也因此拥有垄断政府高层的实力,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

州牧形成
除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是造成地方豪强兴起的诱因之外,刺史制度的变动,则是造成群雄割据的主因。
 
:021:以下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可以参考。
东汉末年是指从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指东汉末年亡国前夕,直至曹丕篡汉或三国鼎立(东吴孙权于229年称帝)结束,持续36年(或以东吴建国计,为45年),这段时间内军阀割据,彼此混战。东汉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越加尖锐,地主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加上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对地方过度放权,因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而这些割据势力又有著不同的兴起过程与发展脉络,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多元面向

时间
  • 公元184年-公元220年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而人民饱受此现象的苦果,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他们于是纷纷起来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著名者是黄巾之乱
时代的动荡不安,也使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他们一开始靠著自己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军队保卫家园,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拥有私人武力的军阀,如曹操、刘备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中央政府由于不修政事,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反而需要他们维持地方稳定。
地方豪强发展到后期,又逐渐分化为士族与寒门两个阵营。其中,士族在土地与权势,占有了优势,也因此拥有垄断政府高层的实力,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

州牧形成
除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是造成地方豪强兴起的诱因之外,刺史制度的变动,则是造成群雄割据的主因。
别忘了仲景是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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