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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理探讨 中药与方剂学习

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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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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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并具有康复和保健作用的物质。主要来源于天然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以植物药居多,故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自古就将中药称作本草。

宋代开始有了草药的说法,当时主要是相对于国家药局专卖的“官药”而言。后世一般将主流本草尚未记载、多为民间医生所习用,且加工炮制欠规范的药物称为草药。草药也有动物药和矿物药,而非专指草本类药物。

中草药则是中药和草药的混称。

中药主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自古人们习称中药为本草,记载中药的典籍为本草学。
 
中药起源和中药学发展

一 原始社会(远古21世纪)

原始时期,人类祖先在寻找食物时,可能误食有毒植物发生呕吐腹泻、昏迷死亡等中毒现象,也可能食用另一些植物缓解甚至消除了吐泻昏迷的中毒反应,于是逐步发现了植物药。

氏族社会,人们学会了渔猎,动物药也渐渐被发现和使用。

可以说,中药的起源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药物来源由野生扩展到驯养和种植,由动植物扩展到矿物及人工制品。用药经验和知识由口口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
 
二 夏商周时代(前21世纪221年)

人工酿酒和汤液的发明应用,对医药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酒不仅是一种饮品,还能通血脉、行药势,并可用作溶剂,也是加工炮制药物常用的辅料之一,故有“酒为百药之长”之说。酒剂的发明与应用对推动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夏商时期广泛地使用陶制器皿,同时对食品加工的知识也不断丰富,为汤液的发明创造了条件。汤液不但服用方便,提高了疗效,还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

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这一时期药物知识见于许多文字记载。

西周文学作品《诗经》中,用以比喻吟咏的植物和动物有300余种,其中很多是后世本草著作中收载的药物,如苍耳、芍药、枸杞、蟾蜍等。

记载先秦时期中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史地书《山海经》,记载药物120余种,其中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性状特点与功效。服法方面有内服和 外用的不同。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科疾患。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家, 以朴素的、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人和自然的统一观,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黄帝内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对后世中药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用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成书年代同于或早于《黄帝内经》的《五十二病方》,虽然并非药物专著,但记录用药已达247种之多,现存医方283首,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五官等科。此外,对药物的贮藏、炮制、制剂、配伍用药方面也有不少记载。

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133枚,定名为《万物》,所记载内容医药占十分之九,在133简中,可辨出药名110多个。

《万物》与《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学知识应该代表了当时药物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药物学发展由零散记载向系统化专门化整理过渡。
 
三 秦汉时期(前221—220年)

秦汉时期已有本草专著问世,并有众多的本草教授,本草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遗憾的是专门的本草文献未能留传下来。

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是《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作者不详,成书于东汉末年(2世纪)之前。全书3卷,也有4卷本,载药365种,按药物之有毒与无毒、养身延年与祛邪治病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即“三品分类法”。

上品120种, 功能滋补强壮,延年益寿,无毒,可以久服;

中品120种,功能治病补虚, 兼而有之,有毒或无毒,当斟酌使用;

下品125种,专功祛寒热,破积聚, 治病攻邪,多具毒性,不可久服。

《神农本草经》序例中还简要地论述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辨证用药原则、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并对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为中药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书中所载药物大多朴实有验,至今仍然习用,如常山抗疟、车前子利水、阿胶止血、黄连治痢、麻黄治喘、茵陈利胆退黄、海藻治瘿等等。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本草学的奠基之作,与《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一并被奉为“四大经典”。

《神农本草经》的问世,不但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最显著标志之一,而且在总结汉以前药物学成就的基础上,为中药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成书之后,沿用500余年,原著在唐初已失传,但它的内容保留在历代本草著作中。现存的各种版本都是后人从《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中考订、辑佚、整理而成的,流行的版本较多,其中著名的有孙星衍、孙冯翼同辑本、顾观光辑本和日本森立之辑本。
 
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1 年)

这一时期重要的本草著作除《吴普本草》(239 年)、《李当之药录》(220年)、《名医别录》(500年)外,首推南朝梁代陶弘景(456—536年)所辑《本草经集注》。该书约成书于5世纪末, 全书7卷,载药730种。

其在“序例”部分,对《神农本草经》原文逐一加以注释,并增补了大量有关药物采收、品种鉴别、加工、炮制方法,古今药用度量衡折合,合药分剂料理法,丸散汤膏的制法要点,煎汤合药注意事项,诸病通用药,中毒解救法,服药食忌例,凡药不宜入汤酒者,药物畏恶七情等内容。

在单味药的分类上,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同时也保留了《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即把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无实七类,并在各类之中(有名无实除外)再以三品为序排列药物。

其首创的“诸病通用药”,分别列举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等,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等,便于药物检索和医生临证处方用药。

在单味药的书写方法上,采用“朱墨杂书,并子注”。即朱书《神农本草经》,墨写《名医别录》,附经为文,双行小字加注,是《神农本草经》较早注本的一种。

它系统地总结了六朝以前的本草学成就,全面地发展了本草学基本理论。本书不仅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本草著作,而且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奠定了我国古本草的编写体例。

原书早佚,其主要内容保存于《证类本草》等书中。此外,又有在敦煌出土的唐以前写本残卷1种,但仅存其序例部分。

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年)雷敩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该书较系统地介绍了300种中药的炮制方法,提出药物经过炮制可以提高药效,降低毒性,便于贮存、调剂、制剂等。

此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中记载的某些炮制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它标志着本草学一新兴分支学科的诞生。
 
五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581—960年)

唐朝初年苏敬等23人,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进行重修,于659年修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本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

全书共54卷,载药850种(一说为844种),由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九类,除有名未用外,其余各类又分为 上、中、下三品。

本书图文对照的方式,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河。本书内容丰富,取材精要,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反映了唐代本草学的辉煌成就,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的格局。由于《新修本草》是由国家组织修订和推行的,因此它也是世界上公开颁布的最早的药典性本草著作,比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

此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陈藏器对《新修本草》进行了增补和辨误,编写成《本草拾遗》,扩展了用药范围,并根据药物功效,提出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种分类方法,对后世方药分类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代十国是中国大分裂时期,本时期包括五代(907—960年)与十国(891—979年)等众多割据政权。后蜀、南唐、吴越地处南方,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故后蜀有《蜀本草》(938—965年)、南唐有《食性本草》(937—957年)、吴越有《日华子本草》(923年)等。

其中《蜀本草》是后蜀广政年间韩保昇等受蜀主孟昶之命,以《新修本草》 为蓝本而编成。它对药品的性味、形态和产地做了许多补充,绘图也十分精致,颇具特点,常为后人编纂本草时所引用,是一部对本草学发展有影响的书籍。
 
六 宋、金元时期(960—1368年)

宋代开宝元年(973年)刊行了刘翰、马志等9人编撰的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974年)经李昉等重新校勘,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

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掌禹锡、林亿、苏颂等奉命再次编撰,于1060年刊行《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

在编辑《嘉祐本草》时,于1058年由政府下令向全国征集各地所产药物的实图,并令注明开花结实、采收季节和功用,凡进口药物则询问收税机关和商人,辨清来源,选出样品,送到京都,由苏颂等负责整理, 于1061年编成《本草图经》(一名《图经本草》)。

国家药局的设立,是北宋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乃至世界药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076年,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经营的熟药所,其后又发展为修合药所(后改名为“医药和剂局”)及出卖药所(后改名为“惠民局”)。药局的出现促进了药材检验、成药生产的发展,带动了中药炮制、制剂技术的提高,并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整理了经史百家247种典籍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在《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基础上,于1082年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1卷,载药1746种(各种刊本的数字略有出入),附方3000余首。方剂是药物功能的直接例证,每味药物附有图谱,这种方药兼收,图文并茂的编写体例,较前代本草著作又有所进步,且保存了民间用药的丰富经验。 每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制资料。他广泛引证历代文献,保存了《日华子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佚书内容。

本书不仅切合实际,而且在集前人著作大成方面作了极大贡献,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宋以前本草和方书的宝贵文献。本书使我国大型本草编写格局臻于完备,起了承前启后、续往开来的作用,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药必备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金元时期的本草,一般出自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1185年)、《本草论》(1185年),张元素的《珍珠囊》(1200年),李东垣的《药类法象》(1251 年)、《用药心法》(1251年),王好古的《汤液本草》(1298年)等。

金元时期本草的主要特点有二:

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

二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味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元代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1320年)是饮食疗法的专著,介绍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药,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七 明代(1368—1644年)

弘治年间(1488—1505年),刘文泰奉敕修订的《本草品汇精要》(简称《品汇精要》),书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共42卷,载药1815种。每药项下又分为24项记述。本书绘有1385幅精美的彩色药图和制药图,是古代彩绘本草之珍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大型官修本草,但书成之后存于内府而未刊行流传,故在药学史上未产生什么影响, 直到1936年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故宫旧抄本铅印出版。

李时珍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参考了800多部文献,对古本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总结。他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历时27年,三易其稿,终于在1578年完成了200多万字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附药图1109幅,附方11096首,新增药物374种。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保存了大量医药文献。其百病主治药,既是临床用药经验介绍,又是药物按功效主治病证分类的楷模。

本书按自然属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0类, 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这种分类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它比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要早170多年。

《本草纲目》中的每一味药都按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叙述。书中不仅汇集了大量前人资料,而且也反映了作者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新发现、新经验,并对历代本草错误之处做了科学的纠正。

本书不仅仅是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之大成,而且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范围。

自1596年在南京刊行后,很快风行全国,17世纪即流传到国外,先后被部分或全部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它不仅是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的范本,也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明代著名的专题本草有缪希雍的《炮炙大法》(1622年)、朱橚的《救荒本草》(1406年)、李中立的《本草原始》(1612年)、兰茂的《滇南本草》(1449年)等,分别记载了药物炮制、食疗本草、药用植物、地方本草等方面的内容,对丰富和完善本草学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此外,陈嘉谟的《本草蒙筌》(1565年)所载五倍子制百药煎(没食子酸),早于欧洲200余年。

明代末期的《白猿经》所记载用新鲜草乌制取冰晶状的“射罔”,实为乌头碱的结晶,它比欧洲人在19世纪初从鸦片中提取的号称世界上第一种生物碱——吗啡,还要早100多年。
 
八 清代(1616—1911年)

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全书共10卷,载药921种,在《本草纲目》之外新增药物716种,主要是民间药及外来药,同时也收录了大量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它不仅拾《本草纲目》之遗,而且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治疗未备、根实未详者加以补充,疏漏之处加以厘正。

此外,刘若金的《本草述》(1664年)、汪昂的《本草备要》(1694 年)、黄宫绣的《本草求真》(1769年)、黄元御的《玉楸药解》(1754 年)、吴仪洛的《本草从新》(1757年)、严洁等人的《得配本草》(1761年)均是以《本草纲目》为基础,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对《本草纲目》进行摘要、精减、整理工作,由繁返约的本草著作。​

受考据之风影响,从明末至清代,不少学者从古本草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现行流传较广的版本有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1799年), 顾观光辑本(1844年),日本森立之辑本(1854年)。此外,还有明·卢复、清·黄奭等辑本,对学习研究《神农本草经》都有参考价值。

续明末(1625年)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之后,清代注释发挥《神农本草经》的著作有张志聪的《本草崇原》(1663年)、邹澍的《本经疏证》(1837年)与《本经续疏》(1839年)、张璐的《本经逢原》(1695年)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神农本草经》注疏专著。

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张仲岩的《修事指南》(1704年),将历代各家有关炮制记载综合归纳,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各种炮制方法。又如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详记每种植物形态、产地、栽培、用途、药用部位、效用治验等内容,并附有插图, 为我们研究药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九 民国时期(1912—1949年)

中药辞书的产生和发展是民国时期中药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推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年),全书约200万字,收录词目4300条,既广罗古籍,又博采新说,且附有标本图册,受到药界之推崇。虽有一些错讹,仍不失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学辞书。

这一时期,随着中医药学校的出现,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应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如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山雷的《本草正义》(1828 年)、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何廉臣的《实验药物学》(1924年)、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张锡纯的《中西药物讲义》(1924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秦伯未的《药物学讲义》(1928年)等,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药学知识和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初步建立了以中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药用动物学、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理学等新的学科。在当时条件下,其成果集中在中药的生药、药理、化学分析、有效成分提取及临床验证等方面,对本草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
 
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01至今)

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和建仪,积极进行历代中医药书籍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著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散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突出成绩,其中有些已正式出版发行,对本草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此60多年间,国内出版的中药新著数量繁多且种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作为中药生产、供应、检验和使用的依据,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为中药材及中药制剂质量的提高、标准的确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中药的水平。

《中药大辞典》(1977年出版,2006年修订再 版)由江苏新医学院编写,第二版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共收载中药6008种,原植(动)物或药材均附以墨线图。全书内容丰富,资料齐全、 系统,引文直接标注最早出处,或始载文献,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全国中草药汇编》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会同全国九省二市及北京的有关单位的代表组成编写组,负责编写整理及绘图工作,于1975年9月和1986 年7月两次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分文字与图谱两部分。文字内容分为上、下两册;正文收载中草药2202种,附录1723种,连同附注中记载的中草药,总数在4000种以上,并附墨线图近3000幅。为配合正文而编绘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选收中草药彩图1156幅。本书是在大量征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整理了全国中草药关于认、采、种、养、制、用等方面的经验与有关国内外科研技术资料,内容翔实、重点突出、 便于应用。

《中华本草》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的六位中医药界代表和委员提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全国中药专家编纂而成。该书既系统总结历代本草学成果,又全面反映当代中药学科发展水平,学科涉猎众多, 资料收罗宏丰,分类先进,项目齐全。全书34卷,前30卷为中药,已于1999年9月出版;后4卷为民族药专卷,分为藏药、蒙药、维药、傣药各1 卷,陆续单独出版。其中中药部分收录正药8980种,附列药物571种,在全面续承传统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增加了化学成分、药理、制剂、药材鉴定和临床报道等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以往的本草文献,可以说《中华本草》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本草巨著。
 
中药的产地、采集与贮藏

一 中药的产地

古代医药学家经过长期使用、观察和比较,认识到即便是分布较广的药材,也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地所产,其质量优劣不一样,由此逐渐形成了“道地药材”的概念。

“道”本为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单位,在秦朝开始出现,起初与县同级别,专门使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在唐贞观年间,根据山川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将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道成为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之后迭有增加,至唐睿宗景云年间达二十三道之多。至今韩国和日本仍沿用“道”的行政区划。

所谓道地药材,又称地道药材,是优质纯真药材的专用名词,它是指历史悠久、产地适宜、品种优良、产量宏丰、炮制考究、 疗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道地药材的确定,与药材的产地、品种、质量等多种因素有关,而临床疗效则是其关键因素。

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按资源分布区域不同主要分为川药、广药、云药、贵药、怀药、浙药、关药、北药、江南药、西药、藏药等类。

川药指四川、重庆等地所出产的道地药材,如产于重庆的黄连(石柱), 四川的川芎(灌县)、附子(江油)、麦冬(绵阳)、白芷(遂宁)、川牛膝(天全)等。

广药指广东、广西南部及海南、台湾等地所出产的道地药材,如产于广东的砂仁(阳春)、巴戟天(高要)、陈皮(新会),海南的槟榔等。

云药指滇南和滇北所出产的道地药材,如产于云南的三七(文山)、茯苓(丽江)、诃子(临沧)、儿茶(西双版纳)、石斛(彝良)等。

贵药指以贵州为主产地的道地药材,如产于贵州的天麻(赫章)、杜仲(遵义)、吴茱萸(铜仁)、朱砂(万山)、艾片(罗甸) 等。

怀药指河南境内所出产的道地药材,如产于河南的焦作温县、沁阳、武陟、孟州的怀地黄、怀山药、怀牛膝、怀菊花,为著名的“四大怀药”, 此外尚有金银花(密县)、天南星(禹州)、天花粉(安阳)等。

浙药指浙江及沿海大陆架生产的道地药材,如以“浙八味”为代表的浙江道地药材,包括白术(临安)、白芍(东阳)、浙贝母(鄞州)、杭白菊(桐乡)、延胡索(东阳)、玄参(磐安)、麦冬(慈溪)、温郁金(瑞安)等。

关药指东北地区所出产的道地药材,如产于吉林的人参(抚松)、 平贝母(抚松)、鹿茸(双阳)、北五味子(集安)、东北的关龙胆和关防风等。

北药指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东部等地区所出产的道地药材,如产于山西的黄芪(雁北)、潞党参(潞安,注:今长治);山东的阿胶(东阿);河北的酸枣仁(邢台)、知母(易县)、祁白芷(安国)等。

江南药指湘、鄂、苏、皖、闽、赣等淮河以南省区所出产的道地药材,如产于安徽的亳菊花(亳州)、滁菊花(滁州)、贡菊花(歙县)、牡丹皮(铜陵)、石斛(霍山)、木瓜(宣城);江苏的薄荷(太仓)、苍术(金坛);福建的泽泻(建瓯)、太子参(柘荣)、莲子(建宁);江西的枳壳(清江,注:今樟树);湖北的山麦冬(襄阳)、党参(南漳板桥镇)等。

西药指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所出产的道地药材, 如产于甘肃的当归、秦皮;青海的秦艽(黄南);宁夏的枸杞子(中宁) 等等,自古以来都被称为道地药材,沿用至今。
道地药材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用药实践中形成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条件的变化使上党人参绝灭,人们遂贵东北人参;川芎在宋代始成为道地药材;三七原产广西,称为广三七、田三七,云南产者后来居上,称为滇三七,成为三七的新道地产区。
 
二 中药的采集

中药的采收时节和方法是确保药物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

药材的采收必须在适当的时节采集。近代药物化学研究也证实,人参皂苷以8月份含量最高,麻黄碱秋季含量最高,槐花在花蕾时芦丁含量最高,青蒿中青蒿素含量以7~8月中花蕾出现前为高峰,故槐花、青蒿均应在开花前采收为好。通常以入药部分的成熟程度为依据,即在药用部位的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时节采集。
每种植物都有一定的采收时节和方法,按药用部位的不同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全草:大多数在植物枝叶茂盛、花朵初开时采集,从根以上割取地上部分,如益母草、荆芥、豨莶草等;如需连根入药的则可拔起全株,如车前草、蒲公英、紫花地丁等;而须用带叶、花、梢的更需适时采收,如夏枯草、薄荷等。
叶:通常在花蕾将放或正盛开的时候采集,此时叶片茂盛、性味完壮、药力雄厚,最适于采收,如枇杷叶、荷叶、大青叶、艾叶等。有些特定的药物如桑叶,需在深秋或初冬经霜后采集。

花、花粉:花类药材,一般采收未开放的花蕾或刚开放的花朵,以免气味散失、花瓣散落而影响质量,如野菊花、金银花、月季花、旋覆花等。对花期短的植物或花朵次第开放者,应分次及时摘取。以花粉入药者如蒲黄之类,须在花朵盛开时采取。

果实、种子:果实类药物除青皮、枳实、覆盆子等少数药材要在果实未成熟时采收果皮或果实外,一般都在果实成熟时采收,如瓜蒌、马兜铃等。以种子入药的,通常在果实成熟后采集,如莲子、白果、沙苑子、菟丝子等。有些既用全草又用种子入药的,可在种子成熟后割取全草,将种子打下后分别晒干贮存,如车前草与车前子等。有些种子成熟时易脱落,或果壳易裂开,种子散失者,如小茴香、牵牛子、豆蔻等,则应在刚成熟时采集。容易变质的浆果如枸杞子、女贞子等,最好在略熟时于清晨或傍晚时分采收。​

根、根(块)茎:一般以早春或深秋时节(即农历二月或八月)采收为佳,现代研究证明早春及深秋时植物的根或根(块)茎中有效成分含量较高,此时采集则产量和质量都较高,如天麻、葛根、玉竹、大黄、桔梗、苍术等。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半夏、延胡索等则要在夏天采收。

树皮、根皮:通常在春、夏时节植物生长旺盛,植物体内浆液充沛时采集,则药性较强,疗效较高,并容易剥离,如黄柏、杜仲、厚朴等。另有些植物根皮则以秋后采收为宜,如牡丹皮、苦楝皮、地骨皮等。​

动物类药材的采集,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因品种不同而采收各异。其具体时间,须根据它们各自的生长活动季节,以保证药效及容易获取为原则。

如一般潜藏在地下的小动物全蝎、土鳖虫、地龙、蟋蟀、蝼蛄、斑蝥等虫类药材,大多在夏末秋初捕捉其虫,此时气温高,湿度大,宜于生长,是采收的最好季节;

桑螵蛸为螳螂的卵鞘,露蜂房为黄蜂的蜂巢,这类药材多在秋季卵鞘、蜂巢形成后采集,并用开水煮烫以杀死虫卵,以免来年春天孵化成虫;

再如蝉蜕为黑蚱羽化时蜕的皮壳,多于夏秋季采取;

蛇蜕为锦蛇、乌梢蛇等多种蛇类蜕下的皮膜,因其反复蜕皮,故全年可以采收,唯3~4月最多;

又蟾酥为蟾蜍耳后腺分泌物干燥而成,此药宜在夏、秋二季蟾蜍多活动时采收,此时容易捕捉,腺液充足,质量最佳;

再如哈蟆油(即林蛙的干燥输卵管),此药宜在白露节前后林蛙发育最好时采收;

石决明、牡蛎、海蛤壳、瓦楞子等海生贝壳类药材,多在夏秋季捕采,此时生长发育旺盛,钙质充足,药效最佳。

矿物类药材的成分较为稳定,故全年随时皆可采收。
 
三 中药的贮藏

影响中药变异的常见外界因素

(一)温度

中药在常温下成分基本稳定,利于贮藏,但当温度升至34℃以上时就会发生某些中药的变异,如含油脂较多的苦杏仁、柏子仁等油分外溢;含糖类较多的黄精、玉竹粘连、变味等。而温度低于0℃时,某些含水量较高的中药(如鲜地黄、鲜石斛等)所含水分就会结冰,细胞壁及原生质受损,从而异致中药疗效降低。

(二)湿度

湿度可影响中药的含水量,直接引起中药的潮解、溶化、糖质分解、霉变、风化、干裂等各种变化。

(三)空气

空气中的氧和臭氧也对中药的质变起着重要作用。害虫的生长发育及繁殖都离不开氧,因此,改变空气成分的组成比例是防治仓虫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日光

长时间的日光照射会促使中药成分发生氧化、分解、聚合等光化反应,日光中的紫外线和热还可使含蛋白质的中药材变性、色素分解、加速鞣质产生沉淀。

(五)微生物

微生物是中药材发霉、腐烂的主要因素。中药材中的营养物质,包括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水分等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其中霉菌类是造成中药发霉变质的主要微生物。​

(六)害虫

由于中药来源广泛,受采收、加工、运输、贮藏、包装等多种途径的影响,加之害虫生物学特性多样,容易构成对药物不同程度的污染和危害。在常用的中药饮片中,易被虫蛀的占40%以上。

(七)鼠害

鼠类易破坏中药的包装,造成药物的窃食,同时还可造成排泄物污染、病毒及致病菌传播等危害,尤其是死鼠对中药危害更大。

贮藏中常见的中药变异现象

(一)虫蛀

虫蛀是指害虫侵入中药内部所引起的破坏性作用。中药材(饮片)及其制剂大都含有淀粉、脂肪、糖、氨基酸等,营养丰富,当温度在25℃~ 32℃之间、空气相对湿度在70%~80%之间,中药材及饮片含水量在15% 以上时,极易滋生害虫,发生虫蛀。中药经虫蛀后,会形成蛀孔,产生蛀 粉,成分损耗,且会受排泄物污染,造成疗效降低,甚至完全失效。如泽泻、莲子、甘草、党参等最易受虫蛀蚀心。

(二)发霉

发霉是指在适当温度(20℃~35℃)和湿度(相对湿度75%以上或中药含水量超过15%)和足够的营养条件下,中药表面附着或内部寄生的霉菌繁殖滋生的现象。它能够侵蚀药材内部组织,使其变质,以致失效。​

(三)变色

变色是指中药在采收、加工、贮藏过程中,由于受到温度、空气、日光的影响而引起中药自身原有色泽改变的现象。变色的原因主要是中药所含化学成分不稳定,或由于酶的作用而发生氧化、聚合、水解等反应而产生新的有色物质。例如花类药材,光线直射过久,就会褪色。颜色的变化不仅影响外观,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发生有效成分的变化。​

(四)走油

走油也称泛油,是指含有脂肪油、挥发油、黏液质、糖类等成分较多的中药,在温度和湿度较高的条件下,出现的油润、返软、发黏、颜色变深等现象。因此,贮藏这类药材,必须放置阴凉干燥处。

此外,常见的变异现象还包括中药的气味散失、风化、潮解、粘连融化、升华、腐烂等。因此,要恰当地贮藏中药,以避免上述常见中药变异现象的发生。​

常用的中药贮藏与养护方法

(一)干燥养护

干燥是保存中药的最基本条件,因为没有水分,许多化学变化就不会发生,微生物也不易繁殖。

常用的干燥方法有晒干法、阴干法、烘干法、木炭干燥法、生石灰干燥法、通风干燥法、密封吸湿干燥法、微波干燥法、远红外干燥法、太阳能集热器干燥法等方法。如枣仁、知母宜阴干; 大黄、山药可以烘干;人参、鹿茸采用石灰干燥法;款冬花、红花运输时常采用木炭干燥法。

(二)冷藏养护

采用低温(0℃~10℃)贮存方法,可以有效防止不宜烘、晾中药的生虫、发霉、变色等变异现象发生。低温冷藏不仅可以防止中药材及饮片的有效成分变化或散失,还可以防止菌类孢子和虫卵的繁殖。如人参、哈蟆油等常用此法。​

(三)密封养护

密封或密闭贮藏可以避免外界空气、光线、温度、湿度、微生物、害虫等对中药质量的影响。可在密闭容器中添加石灰、沙子、糠壳、木炭等吸湿剂或贮藏于地下室。如刺猬皮、蜣螂虫等动物类药材可以采用生石灰埋藏贮存,熟地黄、龙眼肉等可用薄膜材料密封于密闭容器贮藏等。​

(四)化学药剂养护

本法主要适用于储存大量药材的仓库。但由于化学杀虫剂往往对人体也有不良影响,因此适用于中药的防霉杀虫剂很少,以选择毒性小的为宜,常选用不易残留的化学熏蒸法来灭菌杀虫。常用磷化铝或硫黄熏蒸。需注意熏蒸后通风排毒。

(五)对抗同贮养护

本法为利用不同性能的中药和特殊物质同贮具有相互制约,抑制虫蛀、霉变、泛油现象的传统贮藏养护方法。如泽泻、山药等与丹皮同贮防虫保色,番红花防冬虫夏草生虫,花椒与地龙、蕲蛇、金钱白花蛇及全蝎同贮防虫蛀,冰片与灯心草同贮防霉变等。此外,乙醇或高浓度白酒是良好的杀菌剂,某些药物与乙醇或白酒密封贮存,也是较好的养护方法。

(六)气调养护

气调即空气组成的调整,简称“CA”贮藏。气调养护,系指通过采用一定的技术措施调节或控制密封容器内的气体组成成分,降低氧的浓度以防中药变质的方法。是一种无毒,无污染,科学而经济的贮藏方法。

此外,近年来还出现⁶⁰Co-γ射线辐射技术、气幕防潮技术、气体灭菌技术、无菌包装技术、埃-京氏杀虫技术、高频介质电热杀虫技术等。

应根据中药的品种、特性、季节气温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对特殊中药应重点保护,做到科学养护,保证质量,降低损耗。
 
中药的炮制

一 中药炮制的目的

一、纯净药材,保证质量,分拣药物,区分等级

一般中药原药材,多附着泥土、夹带沙石及非药用部分和其他异物, 必须经过挑拣修治,水洗清洁,才能使药物纯净,方可保证质量,提供药用。如石膏挑出沙石、茯苓去净泥土、防风去掉芦头、黄柏刮净粗皮、鳖甲除去残肉、枳壳去瓤、远志抽心等。

同一药物,来源不同,入药部位还需分拣入药,如麻黄(茎)、麻黄根,荷叶、莲子等。再如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三七等贵重药材尚须分拣,区分优劣等级。​

二、切制饮片,便于调剂制剂

将净选后的中药材,经过软化、切削、干燥等加工工序,制成一定规格的饮片(如片、段、丝、块等)。它便于准确称量、计量,按处方调剂,同时增加饮片与溶剂之间的接触面积,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便于制剂。一些矿物介壳类药物如磁石、代赭石、石决明、牡蛎等,经烧、醋淬等炮制处理,使之酥脆,同样也是为了有效成分易于煎出的目的。

三、干燥药材,利于贮藏

药材经晒干、阴干、烘干、炒制等炮制加工处理,使之干燥,并使所含酶类失去活性,防止霉变,便于保存,久不变质。特别是一些具有活性的药材,如种子药材白扁豆、赤小豆等,必须加热干燥,才能防止萌动变质。再如桑螵蛸、露蜂房、刺猬皮等动物药,不经炮制就更难保存了。药材的酒制品、醋制品均有一定的防腐作用。​

四、矫味、矫臭,便于服用

一些动物药及一些具有特殊气味的药物,经过麸炒、酒制、醋制等处理后,能起到矫味和矫臭的作用,如酒制乌梢蛇、醋炒五灵脂、麸炒白僵蚕、滑石烫刺猬皮、水漂海藻、麸炒斑蝥等,以便临床服用。

五、降低毒副作用,保证安全用药

对一些毒副作用较强的药物经过加工炮制后,可以明显降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使之广泛用于临床,并保证安全用药。如巴豆压油取霜,醋煮甘遂、京大戟,酒炒常山,甘草银花水煮川乌、草乌,姜矾水制半夏、南星,胆巴水制附子等,均能降低其毒副作用。​

六、增强药物功能,提高临床疗效

如延胡索醋制以后能增强活血止痛功效,麻黄、紫菀、款冬花蜜制增强润肺止咳作用,大黄酒制后活血作用增强,淫羊藿用羊脂炒后能增强补肾助阳作用。​

七、改变药物性能,扩大应用范围

如生地黄功专清热凉血、滋阴生津,而酒制成熟地黄后则成补血滋阴、益精填髓之品;

生首乌补益力弱且不收敛,能截疟解毒、润肠通便, 经黑豆汁拌蒸成制首乌后功专补肝肾、益精血;

再如生天南星加生姜、白矾制后称制南星,功能燥湿化痰、祛风解痉,药性辛温燥烈,而经牛胆汁制后称胆南星,变为药性凉润、清化热痰、息风定惊之品。

由此可见药物经炮制之后,可以改变药物性能,扩大应用范围,使之更适应病情的需要。

八、引药入经,便于定向用药

有些药物经炮制后,可以在特定脏腑经络中发挥治疗作用,如知母、黄柏、杜仲经盐炒后,可增强入肾经的作用;如柴胡、香附、青皮经醋炒后,增强入肝经的作用,便于临床定向选择用药。​
 
二 中药炮制的方法

一、修治

包括纯净、粉碎、切制药材三道工序,为进一步的加工贮存、调剂、制剂和临床用药做好准备。

1纯净药材

借助一定的工具,用手工或机械的方法,如挑、筛、簸、刷、刮、挖、撞等方法,去掉泥土杂质、非药用部分及药效作用不一致的部分,使药物清洁纯净,这是原药材加工的第一道工序。

如拣去辛夷花的枝、叶,筛选王不留行及车前子,簸去薏苡仁的杂质,刷除枇杷叶、石韦叶背面的绒毛,刮去厚朴、肉桂的粗皮,挖掉海蛤壳、石决明的肉留壳,撞去白蒺藜的硬刺。

再有如西洋参、天麻、冬虫夏草等按药材质量不同,经过挑选区分药材的等级。

2粉碎药材

以捣、碾、研、磨、镑、锉等方法,使药材粉碎达到一定粉碎度,以符合制剂和其他炮制的要求,以便于有效成分的提取和利用。

如贝母、砂仁、郁李仁等用铜药缸捣碎便于煎煮;琥珀研末便于吞服;水牛角、羚羊角等用镑刀镑成薄片或碎屑,或以锉刀锉成粉末,便于制剂或服用。现多用药碾子、粉碎机直接研磨成粉末,如人参粉、贝母粉、三七粉、黄连粉等,以供散剂、制剂或其他炮制使用。

3切制药材

用刀具采用切、铡的方法将药切成片、段、丝、块等一定的规格,使药物有效成分易于溶出,并便于进行其他炮制,也利于干燥、贮藏和调剂时称量。根据药材性质或制剂及临床需要的不同,还有不同的切制规格要求。

如槟榔宜切薄片,白术宜切厚片,甘草宜切圆片,肉桂宜切圆盘片,黄芪宜切斜片,麻黄、紫苏、白茅根宜切段,葛根宜切块等。

二、水制

用水或其他液体辅料处理药材的方法称为水制法。其目的主要是清洁药物、除去杂质、软化药物、便于切制、降低毒性及调整药性等。常见的水制方法有漂洗、闷润、浸泡、喷洒、水飞等。

1漂洗

其方法是将药物置于宽水或长流水中,反复地换水,以除去杂质、盐味及腥味。如将芦根、白茅根洗去泥土杂质,海藻、昆布漂去盐分,紫河车漂去腥味等。
2浸泡

将质地松软或经水泡易损失有效成分的药物,置于水中浸湿立即取出,称为“浸”,又称“沾水”;而将药物置于清水或辅料药液中,使水分渗入,药材软化,便于切制,或用以除去药物的毒质及非药用部分, 称为“泡”。

如用白矾水浸泡半夏、天南星。用胆巴水浸泡附子等。

操作时要根据浸泡的目的、季节、气温的不同,掌握浸泡时间及搅拌和换水次数,以免药材腐烂变质影响药效。

3闷润

根据药材质地的软坚、加工时的气温、工具的不同,而采用淋润、洗润、泡润、浸润、晾润、盖润、伏润、露润、复润、双润等多种方法,使清水或其他液体辅料徐徐渗入药物组织内部,至内外的湿度均匀,便于切制饮片。

如淋润荆芥、泡润槟榔、酒洗润当归、姜汁浸润厚朴、伏润天麻、盖润大黄等。

4喷洒

对一些不宜用水浸泡,但又需潮湿者,可采用喷洒湿润的方法。而在炒制药物时,按不同要求,可喷洒清水、酒、醋、蜜水、姜汁等辅料药液。

5水飞

是借药物在水中的沉降性质分取药材极细粉末的方法。将不溶于水的药材粉碎后置乳钵、碾槽、球磨机等容器内,加水共研,然后再加入多量的水搅拌,粗粉即下沉,细粉混悬于水中,随水倾出,剩余之粗粉再研再飞。倾出的混悬液沉淀后,将水除净,干燥后即成极细粉末。此法所制粉末既细,又减少了研磨中粉末的飞扬损失。

常用于矿物类、贝壳类药物的制粉,如水飞朱砂、炉甘石、滑石、海蛤壳、雄黄等。​

三、火制

火制是将药物经火加热处理的方法。根据加热的温度、时间和方法的不同,可分为炒、炙、煅、煨等。

1炒

将药物置锅中加热不断翻动,炒至一定程度取出。根据炒法的操作及加辅料与否,可分为清炒法(单炒法)和加辅料炒法(合炒法)。

清炒法 根据加热程度不同分为炒黄、炒焦和炒炭。

炒黄:是将药物炒至表面微黄或能嗅到药物固有的气味为度,如炒牛蒡子、炒苏子。
炒焦:是将药物炒至表面焦黄,内部淡黄为度,如焦山楂、焦白术、焦麦芽等。
炒炭:是将药物炒至外部枯黑,内部焦黄为度,即“存性”,如艾叶炭、地榆炭、姜炭等。药材炒炭后要洒水,以免复燃。

炒黄、炒焦使药材宜于粉碎加工,并缓和药性。种子类药材炒后则煎煮时有效成分易于溶出。而炒炭能缓和药物的烈性或副作用,或增强其收敛止血、止泻的作用。

加辅料炒法 是根据所加辅料的不同而分为麦麸炒、米炒、土炒、砂炒、蛤粉炒和滑石粉炒等法。
其中,加砂、蛤粉或滑石粉炒的方法也称“烫”。它是先在锅内加热中间物体(如砂、蛤粉、滑石粉等),温度可达150℃~300℃,用以烫制药物,使其受热均匀,膨胀松脆,不能焦枯,烫毕,筛去中间物体,至冷即得。如砂烫穿山甲,蛤粉烫阿胶珠,滑石粉烫制刺猬皮等。

2炙

将药物与液体辅料共置锅中加热拌炒,使液体辅料渗入药物组织内部或附着于药物表面,以改变药性,增强疗效或降低毒副作用的方法称炙法。常用的液体辅料有蜜、酒、醋、姜汁、盐水等。

如蜜炙百部、款冬花、枇杷叶可增强润肺止咳作用;酒炙川芎、当归、牛膝可增强活血之功;醋炙香附、柴胡可增强疏肝解郁之功;醋制芫花、甘遂、京大戟可降低毒性;盐炙杜仲、补骨脂可引药入肾和增强补肾作用;酒炙常山可减低催吐作用;姜炙半夏、竹沥可增强止呕作用。

3煅

将药物用猛火直接或间接煅烧,使质地松脆,易于粉碎,便于有效成分的煎出,以充分发挥疗效。坚硬的矿物药或贝壳类药多直接用煅烧,以煅至透红为度,如紫石英、龙骨、牡蛎。间接煅是将药物置于耐火容器中密闭煅烧,至容器底部红透为度,如棕榈炭、血余炭等。

4煨

将药物用湿面或湿纸包裹,置于热火灰中或用吸油纸与药物隔层分开进行加热的方法称为煨法。其目的是除去药物中的部分挥发性及刺激性成分,以缓和药性,降低副作用,增强疗效。如煨肉豆蔻、煨木香、煨生姜、煨葛根等。​

四、水火共制

这类炮制方法既要用水又要用火,有些药物还必须加入其他辅料进行炮制。包括煮、蒸、炖、燀 、淬等方法。

1煮法

是将药物与水或辅料置锅中同煮的方法。它可减低药物的毒性、烈性或附加成分,增强药物的疗效。它又分不留残液煮法,如醋煮芫花、狼毒至醋液吸尽为度;弃残液煮法,即将药物与辅料溶液共煮一定时间后把药物捞出,弃除剩余液体,如姜矾煮半夏。

2蒸法

是以水蒸气或附加成分将药物蒸熟的加工方法。它分清蒸与加辅料蒸两种方法。前者如清蒸玄参、桑螵蛸,后者如酒蒸山茱萸、大黄等。蒸制的目的在于改变或增强药物的性能,降低药物的毒性。

如何首乌经反复蒸晒后不再有解毒、截疟、通便作用而功专补肝肾、益精血;黄精经蒸制后可增强其补脾益气、滋阴润肺之功。

3炖法

是蒸法的演变和发展,其方法是将药物置于钢罐中或搪瓷器皿中,同时加入一定的液体辅料,盖严后,放入水锅中炖一定时间。其优点是不致使药效走失、辅料挥发掉,如炖制熟地黄及黄精等。

4燀法

是将药物快速放入沸水中短暂潦过,立即取出的方法。常用于种子类药物的去皮及肉质多汁类药物的干燥处理。如杏仁、桃仁、扁豆以去皮; 马齿苋、天门冬以便于晒干贮存。

5淬法

是将药物煅烧红后,迅速投入冷水或液体辅料中,使其酥脆的方法。淬后不仅易于粉碎,且辅料被其吸收,可发挥预期疗效。如醋淬自然铜、鳖甲,黄连煮汁淬炉甘石等。​

五、其他制法

1制霜

中药霜制品包括药物榨去油质之残渣,如巴豆霜、千金子霜;多种成分药液渗出的结晶,如将皮硝纳入西瓜中渗出的结晶,即西瓜霜;药物经煮提后剩下的残渣研细,如鹿角霜。

2发酵

在一定条件(如温度等)下使药物发酵,从而改变原来药物的性质,可增强和胃消食的作用,如六神曲、建曲、半夏曲等。

3发芽

将具有发芽能力的种子药材用水浸泡后,经常保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使其萌发幼芽,称为发芽,如稻芽、谷芽、麦芽。

4精制

多为水溶性天然结晶药物,先经过水溶除去杂质,再经浓缩、静置后析出结晶即成。如将朴硝精制成芒硝、元明粉。

5药拌

药物中加入其他辅料拌染而成,如朱砂拌茯神、砂仁拌熟地黄。
 
中药的性能

一 四气

四气,就是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又称四性。它反映了药物对人体阴阳盛衰、寒热变化的作用倾向,为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说明药物作用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四气之中寓有阴阳含义,寒凉属阴,温热属阳。寒凉与温热是相对立的两种药性,而寒与凉之间、温与热之间则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即“凉次于寒”“温次于热”。

有些本草文献对药物的四性还用“大热”“大寒”“微温”“微寒”加以描述,这是对中药四气程度不同的进一步区分,示以斟酌使用。

然从四性本质而言,只有寒热两性的区分。

四性以外还有一类平性药,它是指药性的寒热界限不很明显、药性平和、作用缓和的一类药,如党参、山药、甘草等。

平性能否入性,医家见解不同。

有的主张“平应入性”,如《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平性药占100余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草部》卷前绪论中说:“五性焉,寒热温凉平。”第一个提出五性分类法。如天麻性平,凡肝风内动,惊厥抽搐,不论寒热虚实皆可应用。

可见无论文献记载,还是临床实践,均显示平性是客观存在的,“平”应入性。

然而也有不少医家认为虽称平性,但实际上也有偏温偏凉的不同,如甘草性平,生用性凉,炙用则性偏温,所以平性仍未超出四性的范围,是相对而言的,它不是绝对的平性,因此仍称四气(四性)而不称五气(五性)。

药性的寒热温凉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它与所治疗疾病的寒热性质是相对而言的。故药性的确定是以用药反应为依据,以病证寒热为基准。能够减轻或消除热证的药物,一般属于寒性或凉性;反之,能够减轻或消除寒证的药物,一般属于温性或热性。

如病人表现为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咽喉肿痛、脉洪数, 这属于阳热证,用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寒凉的;

反之,如病人表现为四肢厥冷、面色㿠白、脘腹冷痛、脉微欲绝,这属于阴寒证,用附子、肉桂、干姜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温热的。

一般来讲,寒凉药分别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滋阴除蒸、泻热通便、清热利尿、清化热痰、清心开窍、凉肝息风等作用,主要用于实热烦渴、温毒发斑、血热吐衄、火毒疮疡、热结便秘、热淋涩痛、黄疸水肿、痰热喘咳、高热神昏、热极生风等一系列阳热证。

而温热药分别具有温里散寒、暖肝散结、补火助阳、温阳利水、温经通络、引火归元、回阳救逆等作用,主要用于中寒腹痛、寒疝作痛、阳痿不举、宫冷不孕、阴寒水肿、风寒痹证、血寒经闭、虚阳上越、亡阳虚脱等一系列阴寒证。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神农本草经》序例云:“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指出了如何掌握药物的四气理论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

寒凉药用治阳热证,温热药用治阴寒证,这是临床必须遵循的用药原则。反之,如果阴寒证用寒凉药,阳热证用温热药必然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甚至引起死亡。故王叔和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 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李中梓《医宗必读》谓:“寒热温凉,一匕之谬, 覆水难收。”

由于寒与凉、热与温之间具有程度上的差异,因而在用药时也要注意。

如当用热药而用温药、当用寒药而用凉药,则病重药轻达不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反之,当用温药而用热药则反伤其阴,当用凉药反用寒药则易伤其阳。

至于表寒里热,上热下寒,寒热中阻而致的寒热错杂的复杂病证,则当寒、热药并用,使寒热并除。

若为寒热错杂、阴阳格拒的复杂病证,又当采用寒热并用佐治之法治之。

又《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寒无犯寒”“热无犯热”,这是指掌握四气理论根据季节不同,指导临床用药的规律。一般是指在寒冬时无实热证者,不要随便使用寒药,以免损伤阳气;又在炎热夏季无寒证者不要随便使用热药,以免伤津化燥。

如遇到真寒假热则当用热药治疗,必要时反佐以寒药;真热假寒则当选用寒药以治之,必要时反佐以热药,不可真假混淆。
 
二 五味

所谓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不同的药味,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有些还具有淡味或涩味,因而实际上不止五种。
五味与四气一样,也具有阴阳五行的属性,《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后世将其概括为辛甘淡属阳、酸苦咸涩属阴。

《尚书·洪范》最初定义了与五行相配属的五种味:“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由此可见,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

《素问·脏气法时论》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这是对五味作用的最早概括。
辛:“能散能行”,即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一般来讲,解表药、行气药、活血药多具有辛味。因此辛味药多用治表证及气血阻滞之证。如紫苏叶发散风寒、木香行气止痛、川芎活血化瘀等。

甘:“能补能和能缓”,即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一般来讲,滋养补虚、消食和胃、调和药性及缓解疼痛的药物多具有甘味。甘味药多用治正气虚弱、食积不化、脘腹挛急疼痛及调和药性、中毒解救等几个方面。如人参大补元气、熟地滋补精血、神曲消食和胃、饴糖缓急止痛、甘草调和药性并解药食中毒等。

酸:“能收能涩”,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精缩尿、固崩止带的药物多具有酸味。酸味药多用治自汗盗汗、肺虚久咳、久泻久痢、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崩带不止等滑脱不禁的病证。如五味子固表止汗,乌梅敛肺止咳、五倍子涩肠止泻、山茱萸涩精止遗、金樱子固精缩尿止带等。此外,部分酸味药具有生津的作用, 也可用治津亏口渴,如乌梅、酸枣仁等。《素问·宣明五气篇》还指出:“五味所入,酸入肝。”故有些药用醋制可以增强其引药入肝的作用, 如醋制香附、柴胡增强疏肝解郁之功。

苦:“能泄、能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等作用。一般来讲,清热泻火、下气平喘、降逆止呕、通利大便、清热燥湿、散寒燥湿、泻火存阴的药物多具有苦味。苦味药多用治火热证、喘咳、呕恶、便秘、湿证、阴虚火旺等证。如黄芩、栀子清热泻火,苦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半夏、陈皮降逆止呕,大黄、芒硝泻热通便,龙胆草、黄连清热燥湿,苍术、厚朴苦温燥湿,知母、黄柏泻火存阴等。
咸:“能下、能软”,即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来讲, 泻下通便及软化坚硬、消散结块的药物多具有咸味。咸味药多用治大便燥结、痰核、瘿瘤、癥瘕痞块等证。如芒硝泻热通便,海藻、牡蛎消散瘿瘤,鳖甲软坚消癥等。此外,《素问·宣明五气篇》还有“咸走血”之说。肾属水,咸入肾,心属火而主血,咸走血即以水胜火之意。如大青叶、玄参、紫草、青黛、白薇都具有咸味、均入血分,同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五味入胃,各归所喜……咸先入肾。”故不少入肾经的咸味药如紫河车、海狗肾、蛤蚧、龟甲、鳖甲等都具有良好的补肾作用。同时为了引药入肾,增强作用,不少药物如知母、黄柏、杜仲、巴戟天等药用盐水炮制也是这个意思。

淡:能渗、能利”,即具有利水渗湿的作用,故有些利水渗湿的药物具有淡味。淡味药多用治水肿、脚气浮肿、小便不利之证。如薏苡仁、通草、灯心草、茯苓、猪苓、泽泻等。由于《神农本草经》未提淡味,后世医家主张“淡附于甘”,故只言五味,不称六味。
涩:与酸味药的作用相似,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多用治自汗盗汗、久泻久痢、遗尿尿频、遗精滑精、崩带不止等滑脱不禁的病证。如莲子固精止带,赤石脂、禹余粮涩肠止泻,海螵蛸收敛止血等。故本草文献常以酸味代表涩味功效,或与酸味并列,标明药性。

五味还可与五脏联系起来。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即作了概括的说明。但这仅是一般的规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黄柏味苦、性寒,作用是泻肾火而不是泻心火;枸杞子味甘,作用是补肝肾而不是补脾等等。因此不能机械地看待这 一问题。

由于每种药物都同时具有性和味,因此两者必须综合起来看。

一般来讲,气味相同,作用相近,同一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甘温的药物多具有补气、助阳的作用。

有时气味相同、又有主次之别,如黄芪甘温,偏于甘以补气,锁阳甘温,偏于温以助阳。

气味不同,作用有别,如黄连苦寒,党参甘温,黄连功能清热燥湿,党参则补中益气。

而气同味异,味同气异者其所代表药物的作用则各有不同。如麻黄、苦杏仁、大枣、乌梅、肉苁蓉同属温性,由于五味不同,故麻黄辛温散寒解表、苦杏仁苦温下气止咳、大枣甘温补脾益气、乌梅酸温敛肺涩肠、肉苁蓉咸温补肾助阳;再如桂枝、薄荷、附子、石膏均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桂枝辛温解表散寒、薄荷辛凉疏散风热、附子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寒清热泻火等不同作用。

至于一药兼有数味,则标志其治疗范围的扩大,如当归辛甘温,甘以补血、辛以活血、温以祛寒, 故有补血活血、散寒止痛等作用,可用治血虚、血瘀、寒凝所引起的多种疾病。

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

如升麻辛甘微寒, 与黄芪同用治中气下陷时,取其味甘升举阳气;若与葛根同用治麻疹不透,取其味辛以解表透疹;若与石膏同用治胃火牙痛,则取其性寒以清热 泻火。

由此可见,药物的气味所表示的药物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既要熟悉四气五味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每一药物气味的特殊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药性,指导临床用药。

附:芳香药性

有些气味芳香之药,虽标以辛味,但难以用四气五味理论解释其药性或说明作用机理,因而又有芳香药性之说。

芳香药在古代早期多用作调香品以辟秽防病,后来由于外来香药不断输入,宋代以后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对芳香药的药性特点及治疗机理认识不断加深,逐步形成芳香药性理论,使其成为中药药性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发展了中药药性理论。

芳香药主要作用及指导临床用药意义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辟秽防疫

芳香药有辟除秽浊疫疠之气,扶助正气,抵御邪气的作用,达到辟秽养正,防病治病的目的。古人常用由芳香类药物制作的熏香、炷香、枕香、佩香等方法以防病祛邪,今人燃药香防治感冒流行,都是辟秽防疫的具体应用。

2解表散邪

芳香药以其疏散之性,外走肌表,开宣毛窍,具有芳香疏泄,解表散邪之功,如薄荷、香薷、胡荽等,都是疏散表邪,解除表证的代表药。
3悦脾开胃

“土爱暖而喜芳香”,故芳香药善入脾胃经,投其所喜, 有加强运化、增进食欲、悦脾开胃的功效,如木香、檀香、沉香、丁香、香椽、佛手、甘松等都有悦脾开胃作用,是用治脾胃之滞、不思饮食的良药;有些药物自身香气不浓,但经炮制炒香后,如炒谷芽、炒麦芽、炒神曲等,同样可以增进悦脾开胃、纳谷消食的功效。

4化湿去浊

芳香药能疏通气机,宣化湿浊,消胀除痞,复脾健运,即有化湿运脾之功,如苍术、厚朴、藿香、佩兰、草豆蔻等均为芳香化湿的代表药,主治湿浊中阻,脾失健运,痞满呕吐等病证。
5通窍止痛

芳香药行散走窜,芳香上达,通窍止痛,如辛夷、薄荷、白芷、细辛为上行头目,通窍止痛的代表药,主治鼻塞、鼻渊、头痛及齿痛等病证。

6行气活血

芳香药还有疏散气机,透达经络,行气活血,通经止痛,消肿散结。如香附、乌药、玫瑰花为芳香疏泄,行气活血,调经止痛的代表药,主治肝郁气滞,月经不调,胸胁胀痛等症;又乳香、没药、麝香为行气活血、通经止痛、散结消肿的代表药,主治气滞血瘀,心腹诸痛,经闭痛经,癥瘕积聚,痈肿疮毒等症。

7开窍醒神

芳香药又有芳香辟秽,开窍启闭,苏醒神志的功效,如麝香、冰片、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等都是芳香开窍的代表药,主治邪蒙心窍,神志昏迷等证。​

可见,芳香药性学说,是四气五味学说的补充和发展,也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是表示药物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

升,即上升提举,趋向于上;
降,即下达降逆,趋向于下;
浮,即向外发散,趋向于外;
沉,即向内收敛,趋向于内。

升降浮沉也就是指药物对机体有向上、向下、向外、向内四种不同作用趋向。它是与疾病所表现的趋向性相对而言的。其中,升与降,浮与沉是相对立的,升与浮,沉与降,既有区别,又有交叉,难以截然分开,在实际应用中升与浮、沉与降又常相提并论。按阴阳属性区分,则升浮属阳,沉降属阴。升降浮沉表明了药物作用的定向概念,也是药物作用的理论基础之一。

由于疾病在病势上常常表现出向上(如呕吐、呃逆、喘息)、向下(如脱肛、遗尿、崩漏)、向外(如自汗、盗汗)、向内(表证未解而入里);在病位上则有在表(如外感表证)、在里(如里实便秘)、在上(如目赤肿痛)、在下(如腹水、尿闭)等的不同,能够针对病情,改善或消除这些病证的药物,相对来说也就分别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了。

药物升降浮沉作用趋向性的形成,虽然与药物在自然界生成禀赋不同、形成药性不同有关,并受四气、五味、炮制、配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是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不同疗效、所表现出的不同作用趋向密切相关。与四气、五味一样,也同样是通过药物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疗效而概括出来的用药理论。

影响药物升降浮沉的因素主要与四气五味、药物质地轻重有密切关系,并受到炮制和配伍的影响。

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四气五味有关:一般来讲,凡味属辛、甘,气属温、热的药物,大都是升浮药,如麻黄、升麻、黄芪等药;凡味属苦、酸、咸,性属寒、凉的药物,大都是沉降药,如大黄、芒硝等。

药物的升降浮沉与药物的质地轻重有关:一般来讲,花、叶、皮、枝等质轻的药物大多为升浮药,如苏叶、菊花、蝉蜕等;而种子、果实、矿物、贝壳及质重者大多都是沉降药,如苏子、枳实、牡蛎、代赭石等。

除上述一般规律外,某些药也有特殊性, 如旋覆花虽然是花,但功能降气消痰、止呕止噫,药性沉降而不升浮;苍耳子虽然是果实,但功能通窍发汗、散风除湿,药性升浮而不沉降,故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之说。

此外,部分药物本身就具有双向性,如川芎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白花蛇能内走脏腑、外彻皮肤。由此可见,既要掌握药物的一般共性,又要掌握每味药物的不同个性,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确切掌握药物的作用趋向。

应当指出, 药物质地轻重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是前人用药的经验总结,因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故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从一个侧面论述了与药物升降浮沉有关的作用因素。

药物的升降浮沉与炮制的影响有关:药物的炮制可以影响转变其升降浮沉的性能。如有些药物酒制则升,姜炒则散,醋炒收敛,盐炒下行。如大黄,属于沉降药,峻下热结、泻热通便,经酒炒后,大黄则可清上焦火热,可治目赤头痛。
药物的升降浮沉与配伍的影响有关:药物的升降浮沉通过配伍也可发生转化。如升药升麻配当归、肉苁蓉等咸温润下药同用,虽有升降合用之意究成润下之剂,即少量浮药配大量沉降药也随之下降;又牛膝引血下行为沉降药,与桃仁、红花及桔梗、柴胡、枳壳等升达清阳开胸行气药同用,也随之上升,主治胸中瘀血证,这就是少量沉降与大队升浮药同用, 随之上升的例证。

一般来讲,少量升浮药在大队沉降药中能随之下降;反之,少量沉降药在大队升浮药中能随之上升。

升降浮沉代表不同的药性,标示药物不同的作用趋向。一般升浮药, 其性主温热,味属辛、甘、淡,质地多为轻清至虚之品,作用趋向多主上升、向外。就其所代表药物的具体功效而言,分别具有疏散解表、宣毒透疹、解毒消疮、宣肺止咳、温里散寒、暖肝散结、温通经脉、通痹散结、行气开郁、活血消癥、开窍醒神、升阳举陷、涌吐等作用。故解表药、温里药、祛风寒湿药、行气药、活血祛瘀药、开窍药、补益药、涌吐药等多具有升浮药性。
一般沉降药,其性主寒凉,味属酸、苦、咸,质地多为重浊坚实之品,作用趋向多主下行向内。就其所代表的药物的具体功效而言,分别具有清热泻火、泻下通便、利水渗湿、重镇安神、平肝潜阳、息风止痉、降逆平喘、止呕、止呃、消积导滞、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崩止带、涩精止遗、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等作用。故清热药、泻下药、利水渗湿药、降气平喘药、降逆和胃药、安神药、平肝息风药、收敛止血药、收涩药等多具有沉降药性。

药物具有升降浮沉的性能,可以调整脏腑气机的紊乱,使之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或作用于机体的不同部位,因势利导,驱邪外出,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升降浮沉的用药原则是顺着病位,逆着病势。

就病位而言,病变部位在上在表者宜升浮不宜沉降,如外感风热则应选用薄荷、菊花等升浮药来疏散;病变部位在下在里者宜沉降不宜升浮,如热结肠燥大便秘结者则应选用大黄、芒硝等沉降药来泻热通便。

就病势而言,病势上逆者,宜降不宜升,如肝阳上亢头晕目眩则应选用代赭石、石决明等沉降药来平肝潜阳;病势下陷,宜升不宜降,如气虚下陷久泻脱肛,则应用黄芪、升麻、柴胡等升浮药来升阳举陷。

总之,必须针对疾病发生部位有在上在下在表在里的区别,病势上有上逆下陷的区别,根据药物有升降浮沉的不同特性,恰当选用药物,这也是指导临床用药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此外,为了适应复杂病机,更好地调节紊乱的脏腑功能,还可采用升降浮沉并用的用药方法。

如治疗表邪未解,邪热壅肺,汗出而喘的表寒里热证,常用石膏清泄肺火,肃降肺气,配麻黄解表散寒,宣肺止咳,二药相伍,一清一宣,升降并用,以成宣降肺气的配伍。

用治心肾不交虚烦不眠,腰冷便溏,上热下寒证,常用黄连清心降火安神,配肉桂补肾引火归元,以成交通心肾,水火既济的配伍。

再如治疗湿浊中阻,头痛昏蒙,腹胀便秘,升降失调的病证,常用蚕沙和中化湿,以升清气,配皂角滑肠通便,润燥降浊,以成调和脾胃、升清降浊的配伍。

可见升降并用是适应复杂病机,调节紊乱脏腑功能的有效用药方法。

升降浮沉学说作为说明药物作用指导临床用药的理论依据,是对四气五味的补充和发展。
 
四 归经

归经是药物作用的定位概念,即表示药物作用部位。

药物归经理论的形成可追溯到先秦的文史资料如《周礼》以及秦汉以来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千金方》等大量医药文献,广泛论述了五味作用定向定位的概念,可视为归经理论的先声。

《伤寒论》六经分经用药为归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本草衍义》《苏沈良方》等医药文献都部分地论述了药物定向定位的归经作用,并逐渐与脏腑经络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药物归经理论的雏形。

金元时代,易水学派代表人物张洁古的《珍珠囊》正式把归经作为药性主要内容加以论述,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徐彦纯的《本草发挥》又全面汇集了金元时期医家对归经的学术见解,标志着系统的归经理论已确立。

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贾九如《药品化义》均把“行某经”“入某经”作为论述药性的固定内容。清代沈金鳌的《要药分剂》正式把“归经”作为专项列于“主治”项后说明药性,并采用五脏六腑之名。《松厓医径》《务中药性》系统总结了十二经归经药。《本草分经》《得配本草》又列出及改订入各奇经八脉的药物。温病学派的兴起,又产生了卫、气、营、血及三焦归经的新概念,使归经学说臻于完善。

中药归经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以药物所治疗的具体病证为依据,经过长期临床实践,从药物的疗效中归纳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

它与机体因素即脏腑经络生理特点、临床经验的积累、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及药物自身的特性密不可分。由于经络能沟通人体内外表里,所以一旦机体发生病变,体表病变可以通过经络影响到内在脏腑;反之,内在脏腑病变也可以反映到体表上来。

由于发病所在脏腑及经络循行部位不同,临床上所表现的症状则各不相同。

如心经病变多见心悸失眠;
肺经病变常见胸闷喘咳;
肝经病变每见胁痛抽搐等证。

临床用朱砂、远志能治愈心悸失眠,说明它们归心经;
用桔梗、苏子能治愈喘咳胸闷,说明它们归肺经;
而选用白芍、钩藤能治愈胁痛抽搐则说明它们能归肝经。

至于一药能归数经,是指其治疗范围的扩大。

如麻黄归肺与膀胱经,它既能发汗宣肺平喘,治疗外感风寒及咳喘之证,又能宣肺利尿,治疗风水水肿之证。

由此可见,归经理论是通过脏腑辨证用药,从临床疗效观察中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

归经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它是伴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的。

如《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系统,临床上便出现了六经用药的归经方法。如麻黄、桂枝为太阳经药,石膏、知母为阳明经药等等。

随着温病学派的崛起,又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临床上相应出现了卫气营血、三焦用药的归经方法。如石膏、知母为气分药,水牛角、生地为营血分药,黄芩主清上焦、黄连主清中焦、黄柏主清下焦等等。

然而这些归经方法与脏腑辨证归经方法密切相关。

如《伤寒论》六经每经可分为手足二经,故实际为十二经。十二经根源于脏腑,故六经症候群的产生,也是脏腑经络病变的反映。

同样,卫气营血、三焦证候也与脏腑经络关系密切。如卫分病证以肺卫见证为主;气分病证多见阳明热证; 营分病证多见热损营阴,心神被扰;血分证多见热盛动血,热扰心神。上焦病候主要包括手太阴肺经和手厥阴心包经的病变;中焦病候主要包括手、足阳明及足太阴脾经的病变;而下焦病候则主要是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的病变。

可见,归经方法虽有不同,但是都与脏腑经络密不可分。脏腑经络学说实为归经的理论基础,故探讨归经的实质,必须抓住脏腑经络学说这个核心。

此外,还有依据药物自身的特性,即形、色、气味、禀赋等的不同, 进行归经的方法。

如味辛、色白入肺、大肠经;味苦、色赤入心、小肠经等都是以药物的色与味作归经依据的。

又如磁石、代赭石重镇入肝;桑叶、菊花轻浮入肺则是以药物的质地轻重作归经的依据。

再如麝香芳香开窍入心经;佩兰芳香醒脾入脾经;连翘象心而入心经清心降火等等,都是以形、气归经的例子。

其中尤以五味与归经的关系最为密切。

以药物特性作为归经方法之一,虽然也存在着药物特性与归经没有必然联系的缺陷, 但它是从药物自身角度分析药物归经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可见由于归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偏执一说,要全面分析归经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经络与脏腑虽有密切联系,但又各成系统。故有经络辨证与脏腑辨证的不同,经络辨证体系的形成早于脏腑辨证。因而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医家在确定药物归经时,或侧重于经络系统,或侧重于脏腑系统。这样一来,便造成某些药物归经的含义有所不同。

例如,本草文献记载,羌活、泽泻皆归膀胱经,羌活能治疗外感风寒湿邪所致的头痛、身痛,肢体关节酸楚之证,其归膀胱经,是依经络辨证,盖足太阳膀胱经主表,为一身之藩篱。泽泻利水渗湿,其归膀胱经,是指膀胱之腑。羌活与泽泻,一为解表药,一为利水药,虽都归膀胱经,但两者所包含的意义是不同的。

至于有的药物只归一经,有的药物则归数经,这正说明不同药物的作用范围有广、狭义之分。
掌握归经便于临床辨证用药,即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通过辨证审因,诊断出病变所在脏腑经络部位,按照归经来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

如病患热证,有肺热、心火、胃火、肝火等的不同,治疗时用药不同。

若肺热咳喘,当用桑白皮、地骨皮等肺经药来泻肺平喘;
若胃火牙痛当用石膏、黄连等胃经药来清泻胃火;
若心火亢盛心悸失眠,当用朱砂、丹参等心经药以清心安神;
若肝热目赤,当用夏枯草、龙胆草等肝经药以清肝明目。

再如外感热病、热在卫分,发热、微恶风寒、头痛、咽痛,当用银花、连翘等卫分药以辛凉解表,清热解毒;若热入气分,面赤恶热、高热烦渴,则当用石膏、知母等气分药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等等。

可见归经理论为临床辨证用药提供了方便。

掌握归经理论还有助于区别功效相似的药物。

如同是利水药,有麻黄的宣肺利水、黄芪的健脾利水、附子的温阳利水、猪苓的通利膀胱之水湿等的不同。

又羌活、葛根、柴胡、吴茱萸、细辛同为治头痛之药,但羌活善治太阳经头痛、葛根善治阳明经头痛、柴胡善治少阳经头痛、吴茱萸善治厥阴经头痛、细辛善治少阴经头痛。

因此,在熟悉药物功效的同时,掌握药物的归经对相似药物的鉴别应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运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还要依据脏腑经络相关学说,注意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恰当选择用药。

如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火上炎,目赤头晕,治疗时当选用黄柏、知母、枸杞、菊花、地黄等肝、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益阴降火、滋水涵木;

而肺病久咳,痰湿稽留,损伤脾气, 肺病及脾,脾肺两虚,治疗时则要肺脾兼顾,采用党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等肺、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补脾益肺,培土生金。而不能拘泥于见肝治肝、见肺治肺的单纯分经用药的方法。

在运用归经理论指导药物临床应用时,还必须与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学说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全面准确。

如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有四气的不同,其治疗作用也异。如紫苏温散肺经风寒、薄荷凉散肺经风热、干姜性热温肺化饮、黄芩性寒清肺泻火。

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五味的不同,作用亦殊。如乌梅酸收固涩、敛肺止咳,麻黄辛以发表、宣肺平喘,党参甘以补虚、补肺益气,陈皮苦以下气、止咳化痰,蛤蚧咸以补肾、益肺平喘。

同归肺经的药物,因其升降浮沉之性不同,作用迥异。如桔梗、麻黄药性升浮,故能开宣肺气、止咳平喘;杏仁、苏子药性沉降,故能泻肺止咳平喘。

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同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时必须结合起来,全面分析,才能准确地指导临床用药。

四气、五味只是说明药物具有不同的寒热属性和治疗作用,升降浮沉只是说明药物的作用趋向,三者都缺乏明确的定位概念,只有归经理论才把药物的治疗作用与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部位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事实证明,掌握好归经理论对于指导临床用药意义很大。
附:引经报使与引经药

引经报使是中药的性能之一,指某些药物对某一脏腑经络有特殊作用,其选择性较强,并能引异其他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从而提高临床疗效。从治疗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作为各经用药的向导,这类药物称为引经药。

对引经报使和引经药的认识,是建立在归经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归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归经只是针对某药本身而言,而引经报使则是归经与配伍的结合。​

1十二经引经药

手太阴肺经为桔梗、升麻、葱白、辛夷
手阳明大肠经为白芷、石膏
足太阴脾经为升麻、苍术
足阳明胃经为白芷、 石膏、葛根
手少阴心经为细辛、黄连
手太阳小肠经为木通、竹叶
足少阴肾经为肉桂、细辛
足太阳膀胱经为羌活
手厥阴心包络经为柴胡、 丹皮
手少阳三焦经为连翘、柴胡
足厥阴肝经为柴胡、川芎、青皮、吴茱萸
足少阳胆经为柴胡、青皮

2病证引经药

这类药物大多分散记载于本草、医方中,多为临床经验总结,其针对性强,实用性大,与临床辨证论治中随证加减药相似。

如《汤液本草·东垣先生〈用药心法〉》“随证治病药品”中有“如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如气刺痛,用枳壳。看何部分,以引经导使之行则可”等论述,均为病症引经药。

《本草蒙荃·各经主治引使》所治寒、热、劳、瘵、热、风、湿、燥的各经引使药物,多数是病证引经药。

3局部穴位引经药

引经药进一步发展,其引导范围又出现机体的某一局部,虽然与经络理论有一定联系,但实际已超出了经络理论的限制,而是以机体局部来定位。这种情况在伤科用药上显得更为突出。如江考卿在《伤科方书》“十三味总方”中论述了十二主穴的引经药。

引经药在临床上的应用,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1作为佐使药,引诸药直达病所,以增强临床用药的针对性。

如血府逐瘀汤以桔梗开胸行气,使气行则血行,又载诸活血药上入胸中,助其化胸中瘀血。

三妙丸中用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苍术、黄柏入下焦而祛湿热,专治下焦湿热所致足膝麻木、痿软无力。

补中益气汤则是在补中益气方中以柴胡、升麻为使药,升举下陷之清阳。

2兼作方剂的主药,发挥主导作用。

如镇肝息风汤重用归肝肾经的牛膝为君药,并引血下行,以治肝肾阴亏、肝阳偏亢、气血逆乱之证。

小柴胡汤则用少阳专药柴胡,轻清升散,疏邪透表而为君药。

九味羌活汤中君药羌活,为足太阳膀胱经的引经药,又是“治足太阳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头痛、肢节痛”(《本经逢原》)的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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